十二月的深圳,不冷不热,气温刚刚好,是最好的季节。
我的手术被安排在上午10点,早上七点进行第一台手术,正是香港女人的。
8点多,我正百无聊赖的拿起一本书,装模作样地看,其实所有的字都认识,连在一起所有的话都不懂。
女护士推门进来,拿来病号服,通知我换上。
我素颜,穿上病号服,赤脚汲拉着一双拖鞋,跟着另一个女护士走在一个长长的走廊上。
那个走廊可真长啊!它像天桥一般用玻璃全封闭。
上午的阳光,透过玻璃明晃晃的照进来,一切都一览无遗。
四周一片寂静, 女护士昂首阔步,皮鞋踏地“通通”声,很奇怪一个年轻姑娘的脚步声怎么会如此铿锵有力。
相反的,我的脚步轻飘飘的,略显迟疑,东张张西望望。心跳加速,竟然有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
走下去,走下去。走到地老天荒,走到时间的尽头。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走出时间吗?
走廊的尽头是一排手术室。护士推开其中一间手术室的沉重的大门,把我领了进去。
我误会了,这并不是手术室,里面豁然开朗,原来它是另一道长廊。
“躺上去。”女护土操着纯正的普通话,指着面前一张高大的手术床对我说。
我毫不迟疑的躺了上去。耳边传来了脚步声,从一间标志有第三手术室里走出一个中年男人,他身穿白大褂子,手里拿到一个雪白的床单,兜脚把我盖着只露脸——如果不露脸,会是怎样呢?又一次想起电视剧里的情节,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女护士边同中年男人说话,边推着我朝前走。他们聊天的内容好像什么设备坏了的意思——不知道跟我有没有关系?真倒霉,八辈子没做过手术,设备还出了故障?
第一次这样“躺平”由人推着朝前走,走廊灯光刺痛了我的眼。我不敢闭眼,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了旁边的每间大门紧闭的手术室。
总有一间大门会为我打开。
有人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我被推了进去,我看见是八号,一个很吉利的数字。
偌大的手术室正中央,矗立着一个我只有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那种硕大的圆盘灯,四周围有六七个穿着手术服的男男女女。
我被推到圆盘下,躺在了手术台上。
有男医生叫出我的名字问了一些常规的问题,我如实回答。
这回应该是换了另一个医生。男医生手里拿了一个文件夹,让我看手术中要用到哪些必须的设备材料,还有几项可用可不用的监测设备,好像要另外收取高昂的费用,他征求我的意见,人都躺在这里,应该就是最脆弱的时候,我哪里还有时间思考这些“身外之物”,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女护士开始给我输液。有蓝色的手术巾铺天盖地地盖过来,但还是露出了脖颈和脸。
我听到年轻的女护士和男医生说些过年回家的事。女护士好像还在纠结到底是到男朋友家,还是要回娘家过年。
听不清楚旁边有人说什么,女护士嘻嘻地笑。
想起杨绛先生说过,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我如临大敌,她们司空见惯。
刺眼的手术大灯“啪”地一声打开,那光“亮瞎”我的眼。
耳边有医用剪子钳子“叮叮当当”响,护士和医生轮番叫我的名字,我一个一个回答,直到我的喉咙似乎仍发出了微弱的声音,也可能根本没有声音,我仍听得见医生和护士的对话。
——输的液应是麻药。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过:“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
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是一对智慧的老人,他们己然经历了全部的人生。
我在极力抗拒睡眠,抗拒死的样品,用奇怪的声音大叫着回答医生的问话,黑暗突然铺天盖地地压下来,世界只留下我高亢的声音。
古人说“人到中年万事休”。同名电影《人到中年》女主角疲于奔命,病卧床榻,噩梦连连,自己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爬,终未登顶,体力透支,不得不撒手坠落。
想到自己一副中年倦容,如果手术失败,抑或麻醉过量,也许就一睡不醒,元神直奔虚空了。
突然想到佛说,没有信仰的人,死后也许是没有归属的。我犯了不错,最大的错误恰恰就是信仰缺失吧。——我该如何忏悔呢?
随宝玉到太虚幻境——千古艰难唯一死,终知女命薄如丝。
手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我也遁入虚空三个多小时。
佛陀曾教导弟子:“生命不是用年、月、日来衡量的,生命只在一呼一吸间。”
如果就此过去,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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