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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有民谚说“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说明即使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临近黄河的河曲、保德也是数得上的穷地方。与之一河之隔的陕西府谷也好不到哪儿去。
1948年的春天，黄河的冰刚化开，两岸的梁上还盖着积雪，一片“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府谷县城边的码头上，一行人匆匆登上一条木船，为首的一个瘦小的中年人脱下了身上的黑缎面毛皮马褂，换上黄色粗布棉袄，站在船头发呆。
县城方向传来了稀稀拉拉的枪声，“诸县长，咱们走吧”。中年人叹了口气，“走”，头也不回的进了船舱，顺手把一枚青天白日胸章扔进了河里。这个季节，江南的桃花都应该开了吧，他想。
三年，诸县长早就不是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想要干一番事业的上进青年。他的雄心壮志早已在这片贫瘠干旱的土地上蒸发殆尽，如今仅剩的那点精气神也将跟着高原上的泥沙一起随着翻滚的河水飘向远方。
是非成败转头空。当初光耀门楣的志向已然化作泡影，不过好在这三年里娶了妻，生了女儿，也算有点收获。
诸承恩的妻子叫乔桂芬，祖上是走西口的山西人，父辈在绥远的包头落脚，凭着精明能干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皮货商人。陕西有谚“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贫瘠的黄土不养庄稼却养人，乔桂芬皮肤白皙聪明伶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一个女娃娃从小就接收新式教育能识文断句。
到了婚嫁年龄，来家里提亲的人络绎不绝。老爷子深知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里，必须得有权力作为靠山才能苟活下来的道理，最终把女儿嫁给了这位从遥远江南过来赴任的年轻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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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家祖上是绍兴人，光绪年间迁到浙北。靠着一手包粽子的好手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本地扎下根来，从沿街叫卖到前店后厂，到民国时候已经做成了糕点茶食的著名商号，还跟本地的乡贤攀上了姻亲关系，在闹市盖起了三进的小院。
“三年时间，辗转靖边、府谷两个县，一个人支撑危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再怎么着，回家混口饭吃总是不难的吧。”大少爷回来了，还带回了大少奶奶跟两个小姐。虽然赋闲，一家人难得团聚倒也其乐融融。可惜好景不长，局势的发展比他们料想的还要快。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陕北丢了还能跑回江南，如今江南也解放了，还能去哪儿。很快，曾经的伪县长，对抗解放大军的反动派，还有海峡对岸关系的县团级历史反革命朱承恩被隔离审查，判处无期徒刑，家产充公。反革命家属乔桂芬接收改造，去小学当教员，自食其力。
这年，一对结婚多年的小业主搬进了这个院子，跟乔桂芬成了邻居。按照本地人的习惯，乔老师称他们“朱师傅朱师母”。因为语言不通，加上身份敏感，乔老师没有太多可以交流的人，为数不多可以聊几句的也就是一起教语文课的汪老师。相似的遭遇和处境，让两个新社会的边缘人慢慢熟悉起来，渐渐就成了朋友。
那年汪老师家刚迎来第五个孩子，但是添丁进口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欢乐。因为上班不能喂奶，特地花钱从乡下请了一个奶妈。平时悠闲惯了了两个人不仅要承担家务，还得喂饱家里大大小小九张嘴。这个时候费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太好，顶梁柱要是累倒了，这家可是要散啊。
“要不，考虑过继出去一个（孩子）吧，这是我婆婆，也就是你爸的奶奶最先想出来的。”汪老师说到这里，明显眼神黯淡了下来。“我们学校里的乔桂芬乔老师说她有个邻居，那家的女主人，就是你奶奶，之前生过病没办法生育，一直想领养个孩子。我去过看，是个正经人家。”说到这里，她陷入了沉默。
“你奶奶来了三回，前两回我都没让他们抱走。舍不得啊。”她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仿佛是自言自语一般，“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又是一阵沉默，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点什么还是去叫护士，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
4.1
几年后，乔老师带着两个女儿改嫁了一个南下干部，并且跟着丈夫回到了他的胶东老家。反革命家属成了革命家属。我见过她寄来的信和照片，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和五个孩子的合影，最大的两个女孩儿长得很漂亮，眉目间有南方女孩的那种灵气。来信的地址是山东省乳山县，我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从陕北到江南再到胶东，正好是一个V字，一如乔老师的人生轨迹。
后来我们搬了家，再也没有了任何联系。希望她能安享晚年。
七十年代末，朱承恩得到特赦，只坐了二十多年牢就重获自由了。听说海峡对岸的那位大佬亲戚来信了，还寄了一副字给他，他的晚年由统战部门和民政部门负责照顾，应该很幸福。
只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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