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便须遵循一定之道德法则。然中西哲人对此之阐述却迥异。诚如孙隆基先生所言，国人的个人是要放在人群里，相对于他人才成立的；而西方人却是一个个独立之个人。换言之，自古以来，我们的道德法则是基于群体基础之上的，而西方则是基于个人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在东西方哲人对道德法则的阐述上也旗帜鲜明。
先来看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孝、忠。孟子对“仁义礼智”的阐述是：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诗经》）曰：“天生蒸（众）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持）彝（常），好是懿（美）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章句上》）
后两句的译文是：“《诗经》说：‘天生育众民，每一样事物，都有它的规律。百姓把握了那些不变的规律，于是乎喜爱优良的品德。’孔子说：‘这篇诗的作者真懂得道理呀！有事物，便有它的规律；百姓把握了这些不变的规律，所以喜爱优良的品德。’”（杨伯峻译）每样事物都有其规律，道德法则也不例外。而孟子眼中的道德法则，便是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是人所固有，就像眼耳鼻口与四肢一般，不假外求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这四样品德，都须借助与外人之关系，方能体现出来。一人独处，是谈不上仁义礼智的。信更是如此了。
再来看孝与忠。古代有《二十四孝》，大家最熟知的有郭巨埋儿以养活父母，王祥冬日卧冰为继母捕取鲤鱼等。孝者孝敬父母，忠者忠于国君；孝敬父母为初级阶段，终于皇帝才是最终目的。所以古人有“自古忠孝难两全”，结果便是舍孝而求忠了。无论孝也罢忠也罢，不外乎为人子当孝顺父母，为人臣当效忠皇帝，就还是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方能体现人之道德准则。
最有趣的是建国之后，“文 革”初期，我们要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的道德法则也不例外，当在破处之行列，破旧立新，树立新的道德准则。而新的道德法则是什么呢？这一点在《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这些品德便是：“忠于革 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艰苦朴素永不忘，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毛 主 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其实“忠于革 命忠于党”，最后还不是要落实到忠于伟大领 袖，发展到后来便是全民大跳忠字舞。古之忠君，今之忠于领袖，其实质一点未变，而渺小之个人，永远只能做那枚小小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哪里亮了！你看你看，旧思想旧道德之破除何其艰难！我们嘴上高喊破处四旧，实际行动就仍然严格遵循着旧的道德法则——忠 君！
而西方哲人对道德法则的定义，与我们截然相反，是基于独立之个人基础上的。且看涂尔干在《哲学讲稿》中之阐述：
《56．论道德责任》：道德责任包括两个组成部分：1.我们在法律面前对我们的行为负责；2.责任是永久的。
道德责任的条件是什么？如若对行动负责，我必须是我的行动的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否则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而不是我，引发了责任……因此，道德责任的第一个条件是自由。
以此条件来衡量仁义礼智信忠孝，会发现我们恰恰缺乏道德责任的第一个条件——自由，所以说，古人的这些道德责任，全都是为他人的，而非自发的。
而提到道德法则，则不能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永远以你能够意愿达到的普遍法则为准则而行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具体而言，便是“要这样行动：总是将人类，自己和他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假如以此来衡量的话，则我们的忠也罢，孝也罢，螺丝钉也罢，统统要站不住脚了。
但涂尔干并不认可康德的理论，“康德的伦理学是将人性推向理想状态的最大努力。康德的愿望是使人类从感性世界中挣脱出来，过一种纯粹理性的生活，由此在宇宙中创造一片独特天地，即使这样做是有悖于我们的自然的。但是，无论康德的尝试多么美，它都注定要失败。纯粹形式的道德几乎就是空洞的道德”（《59.康德的道德》）。
于是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们得以创生的目的就是我们自身的目的，故而道德法则命令我们实现这一目的。这一目的是人类发展的理想终点，我们必须向这一终点迈进……因此道德法则的第一个表述就是：“朝向你的目的的运动。”
当下我们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一个人，但却是个不完全的人。因此向我们的目的运动就是要完善我们的人格，由此可以得出道德法则的第二个表述：“永远朝向完善你的人格的方向运动。”
但是人是什么？人是自我同一和自由的存在。这两个特征的最重要之处在于自由……由于人格的本质就是自由，而自由意味着不作为工具，我们可以将我们早先对于道德法则的表述做如下替换：“总是这样行动：将自己作为目的而非手段。”
……这引导我们达至道德法则的一个最终表述：“总要这样行动：将任何人类的人格都当作目的本身，而非手段。”（《60.道德法则》）
其核心便是你就是自己一切行为的目的，而非手段，对待他人亦复如是。以此标准来衡量，则我们的忠、孝、螺丝钉之类，便都是将自己当作手段，而父母、皇帝、革命、党、领袖才是目的。这样的道德法则，在康德、涂尔干眼中，恐怕是非道德的罢。而将自己作为目的的道德法则，其好处显而易见，它会极大地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焕发其无限之创造力；而将人视为手段的道德律令，只能捆绑人之手脚，扼杀其无限生机，又谈何创新呢？
张维迎先生搜狐网上发表《近代500年里，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文中称，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这里面固然有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原因，于众多原因中，张维迎先生归纳为“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因为正如涂尔干所言，“人是自我同一和自由的存在”“人格的本质就是自由”。也就是说，只有人将自己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时，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才能于人类有所贡献。
基于群体的道德法则，与基于个人的道德法则，不同之基础，造就截然不同之人，成就全然不同之人类成果，可不深思乎？
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
(特别鸣谢 照片拍摄 洪瑜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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