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四：“言”何以得立

《传习录》一四：“言”何以得立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文以载道——不载道的文字难以存世，所以，长久存世的文字定然是包孕着道义的经典。小学生写作文时有个口诀——“理不够，事来凑”，传世的道义无不包孕在具体的事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长久存世的文字又可以算作是具体时代的史书。

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才讲“《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从所言道义看，《春秋》是时代的经书，从所记具体事件看，《五经》也是相应时代的史书。

一、存、削原则

《五经》作为历史，却很少记录具体的事件。《五经》所记事件，有一个具体的存、削原则。

这个存、削原则首先服务于史书的功能——明善恶、示训戒。

孔子以下学者，有一个明确的为学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所谓“修己以安人”，孟子所谓“求放心”，王阳明所谓“致良知”“学为圣贤”，都是对这一为学目的地时代化发挥。要“学为圣贤”“致良知”，首先要有个“明善恶”的本事。王阳明认为，史书作为存世之文字，就应当由“明善恶，示训戒”的意思。

事件的细节，当存还是当削，判断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后世学者“明善恶，示训戒”。倘事件本身是教人向善的，有个立“善”的意思在，便应当存其行迹，以便于后来学者参详。倘若事件本身属恶事，只是个警戒天下的意蕴，便大可不必再详述其事了，有个“存其戒而削其事”的意蕴就好。

二、立言其实就是“立人”

徐爱依从“明善恶，示训戒”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诗》何以不删郑、卫”。

王阳明铁口直断——今人读到的《诗经》，并非孔子删定的版本。孔子删定的《诗》，经由秦的“焚书坑儒”，难以备全。后人因循“诗三百”的说法，人为添入不少的诗歌。孔子讲：“放郑声，郑声淫”。讲：“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讲：“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断然不会让“乱雅乐”的郑卫之音祸乱后世。其实，今存的《诗经》，非独“郑风”“卫风”，其它十五国风中也不乏“乱雅乐”之声。显然，这些都不是孔子删《诗》的本意。反倒是这些“乱雅乐”的诗歌，更脍炙人口，更容易广播天下。这或许才是《五经》“削其事”的根本缘由。

《弟子规》讲“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

“言”何以得立，首先要考虑文以载道的问题。其次，还要考虑到文字本身对于后世的影响。否则，变回在不知不觉间无心“为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