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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张承志的某些作品是有争议的。我没读过，不知道争议些什么。近来，读了他的一本散文，有意思。他敢写、能写，这点比很大一拨人强。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热血的人，不媚俗，不取巧。当然，他的某些文章也有偏激和有失偏颇的地方。
一个作家，没有争议，只因一直在某种规范的框架内写作，这是安全的写法。如果以框架边沿或者框架外的事物为写作对象，必然招致物议。历史总是这样，一部分人想沿用现有的框架，一部分人总想突破框架，看看框架外边的世界，沿用框架带来稳定、繁荣，突破框架带来不确定，有时是革新，有时是灾难。历史总是在往前走，有时还会走一步退几步，但无论怎样的倒退和曲折，向前才是它的方向，就像一条河流，从高山峡谷中出来，大海才是它的归宿。
在《无援的思想》一文中，作者爱国的拳拳之心，对正义的呼唤表露无遗，有谁会在散文里写作拉铁摩尔的长城观，有多少人了解这种观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仅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在这个星球上反复上演的剧目，不管你愿不愿意面对，不管你有多么热爱和平，就像作者所言“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无耻”。
在《离别西海固》一文中，我们知道了在西海固那个所谓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生存着一群回族同胞，大概在清朝的某场战争中，他们被迫到了这里定居。我们也知道了，所谓中国的萨哈罗夫等三位知名人士的事迹，曾经发生在苏联的事情，在中国也不陌生。压迫和反抗、自由和奴役、家长制和独立自主就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普遍存在，难解难分。作者用《心灵史》一书来记录那段回民历史，作者用反抗和不信任来应对一切，历史固然需要如实记录，反抗固然必要，伤痛固然不可忘怀，忘记历史是可悲的，背着历史的十字架生活是可怜的。我们需要记忆、需要遗忘、需要自强，方能前行。
在《日本留言》一文中，作者写了日本红军的历史和家永三郎教授控告政府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日本红军的事，如同印度毛派的事一样，鲜为人知。日本红军在历史的汪洋中的掀起一片转瞬即逝、微不足道的浪花，作者口口声声说这是正义，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个事件纳入冷战铁幕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量，为了所谓的解放，所谓的正义，所谓的主义，多少人白白丢了性命。教科书一案，作者没有解释清楚的一点是：家永三郎是站在事实或者真理的立场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去诉讼，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我们确实不该沉默。
在《鲁迅路口》一文中，作者把鲁迅选择文学作为抗争的武器的原因归结为革命者和留日经历的影响，而不分析性格和机遇这两大因素，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在《投石的诉说》一文中，作者写了选择从一个巴勒斯坦小男孩投石的抗争，来表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侵略的不义。作者写道“这是一个投石的时代，思想、文学、言论都被霸权恐怖主义的火力压制的抬不起头，悄无声息。”这是一个强人统治的世界，弱者的眼泪除了表达恐惧和伤心，对唤醒强者沦丧的良知没有丝毫用处，历史一再证明，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才是正道。正义存在的条件是强大，舍此就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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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的散文，与常见的写人记事写景抒情散文有些不一样，在《北庄的雪景》一文中，大篇幅都用来描写雪景，寥寥数笔插入这么一句 “那些麻雀也没躲过灾难，人还躲什么！”，使得本文意味深长，看似写雪景，更有深意在雪景之外。他的散文，往往选择一些独特的视角、独特的题材，其间加入一些个人观点，引导读者跟着他的思路走，他的散文，不单单是记录，而是阐述思想。是什么导致这种特别的风格呢？
他在《无援的思想》中写道“在一切预感被推翻之前，在一切预感被验证之前，人的自尊和高贵比什么都重要，文学的正义和品级比什么都重要。”，很显然，他认为，文学是有使命的，假如这是一个危机四伏、不正义的事情时有发生的时代，那么文学的使命首先是呐喊、呼吁、警醒，就像陈天华、邹容他们做的那样。在《远处的卡尔曼》中，他直言“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他说是普罗斯佩·梅里美的小说《卡尔曼》影响了他的文学趣味和笔法，影响他开始类似的观察。
张承志大概是属于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那类人。散文集的篇尾，他以“生若直木，不语斧凿”结束。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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