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下江南二十二

风雨下江南二十二

敌工部部长曾曦正在给他们布置任务。

“普石同志、山花同志，现在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去完成。你们特务营要抽调20个精干的同志，组织一个小分队去上海，配合国民党建立一条长江航线。目前重庆的物质供应非常困难，敌人严密封锁，使得大后方困难重重。重庆不同于延安，连展开大生产的可能性也没有。目前生活物资已经极度匮乏，所以重庆方面下决心突破封锁，建立长江航线，出华东运送物质去重庆。你们也应该知道，日本方面为了诱使重庆政府投降，一方面轰炸、封锁，另一方一直没有让长江断航，这里面的目的性，显而易见。重庆方面也就是想充分利用这一点，建立自己的航线。”

听到这里，山花忍不住低声唠叨，“他们不是刚刚制造了皖南事变，残害了我们那么多战友，我们为什么还去帮他们？”

夏普石赶紧阻止，“山花，我们要有大局观。”

“说得好。我们要有大局观。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讲大局观，讲团结抗日。当然，我们也会和顽固派做斗争，该争就要争一下，比如我们打黄桥。现在国民党要建立的这条长江航线，关系到大后方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我们新四军责无旁贷。”

山花笑着说，“首长，我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有点生气，发发牢骚，任务很少要坚决去完成。”

曾曦也忍不住笑起来，“这个态度就对了，在我这里可以发发牢骚，在下面同志们面前可不行。”

“放心吧首长。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我，教导员要带整个的特务营。”

“我们也是整个意思，打仗还是你行。不过要注意几点，意识与国民党方面处理好关系，还有，在敌后展开工作，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山花忽然想到一件事，“首长，还是没有方晓东的消息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当地地下党在事后组织力量搜索，也没有任何线索。始终没有发现方晓东同志的遗体，慌也没用听说他被捕的消息。我们怀疑他活着，很可能遇救了。这次，你去协助组建长江航线，突破宜昌最后关口是关键环节。你们上次抢救宝藏的位置，就是在灯影峡。你可以利用好整个机会，再寻找一下。”

“明白了。”

湖北宜昌，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地处中国华中地区，位于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分界处，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这里地势险要，乱石杂布，水下暗流涌动，稍不留神，就可能产生船毁人亡的可怕后果。

武汉失守前后，离武汉300公里的宜昌成了敌我双方注目的焦点，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显突出了。这是因为，宜昌是长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门户。

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

而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开运；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汽车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而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当时，“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等待转运。而仅有的一点适于行驶三峡上游湍急流水的航运能力，却由于恐慌引起的谈判而陷于停顿！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到处是交涉、请客，请客、交涉，而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这种严峻的状况诚如卢作孚所描述那样：“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万多从各地撤下来准备入川的人员，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商人和公务员，荟萃了中国各界的精英。何况当时的宜昌，还只是个不大的城市，城区才2平方公里，一下拥来这么多人，所有的房屋都已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只好露宿街头。由于人多船少，他们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还买不到船票。

而日本飞机不断飞来轰炸，日本军队又节节逼近，恐惧和不安，笼罩在人们心头。宜昌沿长江两岸都堆满了待运的机器设备，不少机器设备由于撤走时十分仓促，来不及装箱，都敞露在地上，任凭日晒雨淋。各单位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出宜昌。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日军战前预谋攻占宜昌是日军1940年发动“宜昌作战(即枣宜会战)”的战役目标。侵华日军第11军于1940年2月25日制订了一个《会战指导方针》。这个方案策划者，是当时日军第11军的军长冈村宁次中将。他拟定此次会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其会战的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时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5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参见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此作战计划呈报到日大本营，等待批复。1940年4月7日，冈村宁次调往华北，第11军军长由原关东军第7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接任。4月10日，园部和一郎刚到第11军走马上任，立即接到日大本营“大陆命第426号”命令，批准执行冈村宁次呈报的第11军会战计划。园部和一郎研究此次会战的作战方针，将战役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枣阳附近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渡过襄河(即汉水)攻占宜昌。为了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江南各师团在进攻开始前，对当面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在枣阳地区作战时，对外大力宣传此次作战结束后即返回原防地，使中国军队毫无第二阶段的作战准备;有意在枣阳地区作战时，丢失制造的假命令(即日军只有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隐藏第二阶段的作战意图。日军在第二阶段作战兵力部署是：第3师团从襄阳、宜城之间汉水弯曲处渡河，向当阳进发，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第39师团于宜城附近渡河，进入荆门;第13师团于沙洋镇附近渡河，经十里铺进击至当阳河溶附近，尔后伺机攻占宜昌。日军第39师团第231联队是宜昌沦陷后长期驻扎宜昌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