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的滋味

海水的滋味 ——我的1988

海南要建特区省的消息，早在正式建省的前一年，就已经把这个海岛搅得沸沸扬扬了。“特区”、“深圳速度”、“香港一样繁华”等等字眼，鼓动着每一个人想要寻找发展机会的中国人的无限遐想。任谁都相信，这个即将要诞生的特区省份，将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带来无限的机遇，抓住机遇的人都将有幸成为富翁或者能先奔小康。如果说，当年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人群当中，十有五、六都集中在这片热土之上，那也不为过。即使是在岛南三亚，你几乎每一天都能接触到新来的人。这些从大陆过来的新人，帯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在不断地刺激着我们这些迟钝的、“土著”们的神经。

我所供职的三亚港宣传科和组织科只有一墙之隔。

年初，宣传科还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陌生人上门打扰。我每天还能勉强安坐在办公室，给《海南港口报》写写稿。隔壁的组织科来人却是络绎不绝。每天都有一些内地的捷足者过来联系调入事宜。我有时忙完工作，闲着无聊，也会过去跟那些形形色色的求职者、求调入者们聊聊天。后来，一个来自贵州省的诗人，居然也堂尔皇之调进了我们的宣传科。我和诗人之间，偶尔也谈谈诗。当然，只限偶尔！因为诗人不是奔诗而来的！这个来自贵州的新派诗人，让偏安一隅、孤陋寡闻的我等，见识了如何全方位地打乱汉语语法秩序，让所有的字词，都能像拼朴克牌一样，在他的大作中自由的组合。这种作法，如果让吕叔湘那一班语言学家们看了，肯定会气得吐血。当然，这种先锋派的写法，也让我等土著们大跌眼镜。可惜的是，就在他们把自由诗狠狠地糟蹋了一番、让民众大倒胃口之后，居然把曾经视为神圣的诗歌，弃之如敞履。诗人就曾赤裸裸地告诉我，诗算什么？他是奔发财机遏而来的。实际上，他每天都会在电话里跟一些不知什么人谈一些子虚乌有的生意，比如谁有或谁要盘元（钢材）、橡胶、胡椒、木材什么的。

接下来的情势，就更让我在办公室坐不住了。

2月份，有朋友说要投资建一个采石场。因为伴随着建省，将会有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有基础建设就必然需要石料。这个预测绝对不会错！朋友说，届时要请我出山，参与管理石场。其时，我的心已经在蠢蠢欲动。但这件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原因是，朋友的母亲让他到末来的省会——海口去发展，因为那边有着更诱人的前景。

3月，又赶上一个在市宣传部工作的文友，在张罗着筹办一份综合性的杂志《三亚》。那时，我们正在策划合作撰写一个关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报告文学。我为这篇报告文学所拟定的题目是《十八度线太阳红》。这是我第一次学习使用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写作。

为了收集素材，我一有空就四处跑，去和那些闯海南的“人才”接触。我翻查了我1988年的日记。我是在3月中旬认识了一个舍弃了贵州一所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讲师的身份，毅然下海的黎新明。其时，他只有三十出头，在解放二路开着一家叫“筑春楼”的小饭店。他的实际年齡比我要小一两岁，因为留着络腮胡子的缘故，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我叫他“老黎”，日后也一直这么叫着。

老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能侃！说话极富扇动性。我想，如果那一天中华民族有危亡之虞了，跑到大街上去演讲、去鼓动民众站出来救国的，肯定就是他这一类人了。老黎说，他开这爿饭店只不过是为了过渡，接下来要办一家公司。他鼓动我参与，说是届时会给我一个副经理干干。他知道我是土著。他希望利用我的社会关系办成一些事情。这一点，我心里也清楚。我不是那种容易被人左右的人。但我要承认，当时我确实被老黎的说辞和许愿打动了。

到了四月中旬，海南建省挂牌仪式一完成，人的心就已经烧得和天气一样。几乎没办法在办公室里安坐了。用“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来形容当时的感觉，虽然不是自己的创意，但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那一阵子，我几乎天天都会往“筑春楼”饭店跑。

没多久，老黎在贵阳玉成公司的资助下，开始筹办三亚玉成分公司。建省之初，注册一家公司可不像后来注册公司那么简单、容易，要经过许多审批关口，要盖许多枚公章。老黎给我封了个副经理的头衔，大家说好创业初期没有报酬，只能在公司吃个工作餐什么的。即使如此，我每天还是陪着他们跑政府各部门、跑工商税务。

公司执照办下来之后，我们开始策划了公司开业后的第一个项目。老黎提出要办一个全国名优商品三亚展销会点子。按照这个设想，公司需要把国内至少上百家厂商的产品鼓动到三亚来参加展销。老黎是这么设想：届时，只需提供场地，然后稳坐收展位费，还可以把厂家参展后不便带走的产品廉价买下来，长期销售。或者跟产品在本地有销路的厂家合作，寻求公司的发展机遇。我负责起草《邀请函》，同时负责寻找合适的租用场地，及与业主就场地租金价格讨价还价。其时，老黎的公司还收罗了许多闯海南，但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没处落脚的大学生。没有工资，只管食住。在这一点上，老黎有点像古代的孟偿君供养食客。他说，他们都是人才，问题是要给他们施展的舞台。于是，所有食客都被动员起来，按照电话本的地址，给各地厂家寄去邀请函和回执。一个月之后，收到回执应承参展的厂商还不到三五家。老黎最后狠下心来，开支一笔钱，让几个能说会道的公司成员出差内地，逐个上门去拉厂家。

事实上，我们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实际情况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从地域角度说，当年的三亚过于偏僻、边远，这里并不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城市人口太少，旅游业也没有发育起来，并不适宜搞工业产品的展销。我们高估了海南热对内地厂商的影响。看来，一镐子刨出个金娃娃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

进入了8月份，筹措展销会已经花光了三亚玉成分公司给的那笔起动资金，答应参展的厂商仍然寥寥无几。展销会计划失败，公司陷入空前的危机。老黎能为食客提供的伙食越来越差，且愿意被这样穷养着的食客也越来越少。

就在此时，我自己也有了麻烦。因为我每天在外奔波，办公室几乎见不到我的人影，该给《海南港口报》投的稿件也没能按时按量完成。单位的头头对我很不满意。港务局为了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相适，也酝酿着裁员。年初，单位的工会办了家贸易公司，下半年我主动要求调去工会的公司上班。单位的公司虽说也是经商，但因为体制的原因，公司并不具有活力，不过是把一个招待所划给公司管理，及对外作一点饮料批发生意，进了货，就坐等着人家上门。无非是官商生意，大爷作风，生意作得不死不活的，但好处是，人很自由。

9月份，又认识了一个长得瘦小白净，戴副眼镜、来自四川成都的音乐人姜和。乘着海南热，他从市文化馆拉出一支乐队来海南闯荡。他们打算承包三亚湾的一家歌舞厅。请我帮助跑营业手续以及找合适的出租房。承包下了歌午厅以后，这四川人就常常给我一些门票，邀请我晚上过去听歌跳舞。他就用这票作为我帮忙的回报。歌舞厅最初也红火过一阵。那可算三亚当年档次最高的一家歌舞厅了。

上海人老王是我在年底时认识的。老头高挑干瘦，挂靠着铁四局开了一家餐馆。他的主打目标是抓基建工程项目。老王花钱很是大方，在他的提议和资助下，我和单位团委的几个年青人办了个信息部。房租和办公用具等开支都是老王出的钱，平时还可以在老王开的餐馆吃上一顿工作餐。信息部除了偶尔招集人员聚一聚，也没别的事。接下来老王又办了一个销售部，承包下了四川人姜和那个已经不赚钱的歌舞厅。这样，他的旗下就有了四个实体。但没有一个实体是挣钱的。我不知晓这个上海人要这么些不挣钱的实体干什么？后来，才明白他是在用这些空头的小实体对外展示经济实力，以便于借款和拉工程。

这应该是所谓的“白手套狼”吧？老王说，看我人挺实在的，让我出来跟着他干。我答应了。接着就办了一年的停薪留职手续。我最初耽心的是：届时一但停了薪，他能不能给我开出工资？老王鼓动我说，只要能抓到一单像样的工程，一转手就能有上几十万的进项，届时给我个几万不成问题。另外，一但拿下工程项目，我还可以承包顶木、竹子等建筑材料的采购什么的。用他的话说，“只要牙缝里挤出一点点，你就什么都有了。”我也常常看到老王带着工程图纸回到他那个蜀粤酒家。他的许诺让我年轻的心非常激动。当年，几万的概念对那时的我这样的穷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更让我放心的是老王的年纪和精明。老王五十多岁，是很成熟的人。不过，最后老王并没发财，正是所谓的“人算不如天算”。次年的“六四”风波，使老王已经接到手的一个几百万项目的工程款打不过来。而为了包工程拉关系，老王已经债台高筑。一边是债主索债日紧，一边是预定的工程项目开工遥遥无期。老王撑不住了，只得逃之夭夭。当然，这是后话。

因为四处跑，我也有了家庭危机。妻子埋怨我整天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窜，成天帮着那些大陆人跑这跑那，又没有给家里赚回一块钱。我则在自我安慰：这种非常时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是在帮别人发展中寻找机会。就算再不济，也是体验了生活，亲自感受了商海的沉浮，而且能收集一些文学创作素材。

1988年的我，几乎每一天都是在浮燥中度过的。

如果说，这一年的前几个月，我还是站在干岸上拉网，事实上我并没有逮到我希望中的“大鱼”，不过，这些偿试已经大大刺激了我下海的欲望。年底，我就作出了我平生最重大（回过头去看，这“重大”二字当然很可笑！）的决定：停薪留职，下海！ 2

也许应该感谢国家有“停薪留职”这项政策，这让许多和我一样，只有在单位、在组织的怀抱里工作、生活才有安定感心理定势的人，敢于放大胆子下海。毕竟你还有一条后路嘛！下海折腾了一阵子，我没有发财。我又回到了单位上班。这是后话。但在1988年，在建省之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算是初偿了“海水”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