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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下，萧红闯天涯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搂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花就开一个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萧红《呼兰河传》
人不像花、鸟、虫子，在年年岁岁的春季里醒来、在秋季里睡去，恣意地享受自由、富足而惬意；而人要吃饭、穿衣、要相遇、要分离、要窘迫、要病苦，要——死去。好在这人间有文字，有文字就可以记录人生的传奇。
萧红，原名张乃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女作家。她短暂的生命历程如同流星划过天际，她的生命足迹和她留下的文字就是流星的光芒，令人惊叹不已、令人久久铭记。
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享年三十一岁。
萧红小时候是寂寞的，也是幸运的，有一个宠她爱她陪她玩耍、还会教她读诗的祖父。她在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写到：“我的家是寂寞的，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快七十了。我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我家的花园是荒凉的。家里面只有祖父最关心我，我寸步不离他，他常教我读诗，带我到后花园游玩，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祖孙俩相依相伴，有着无穷的快乐。”
1919年，她8岁，母亲感染霍乱病故，第一个最亲的人就这样离她而去。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
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但是，汪恩甲身上的一些纨绔习气以及不时表现出的庸俗卑琐，常令萧红心生厌恶。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在“东特女一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在校刊上发表过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1929年，她18岁，第二个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她对家庭已没有多少感情和留恋。
如果要把萧红短暂的一生分成两段的话，1929年的祖父去世即是分界，前段的爱读书、作文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倔强抗婚都是在为后段打底色、埋伏笔。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哲舜的帮助下，进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中读书。陆哲舜是有妇之夫，萧红喜欢他，他也喜欢萧红，到北平后两人同居了。此时萧红家里人已经断绝了对她的钱财供应，而陆哲舜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不久二人的生活陷入困顿中，在用光积蓄后，陆哲舜丢下萧红自己走了，从此在萧红的生命里彻底消失。
萧红和陆哲舜私奔后，他的家族因此在当地身败名裂，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的名义撤销了萧红父亲的职务，她弟弟张秀珂因为受不了同学的嘲笑，换了两次学校。
1931年1月，萧红为生活所迫离开北平返回呼兰，在县城已名声扫地的张家连夜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萧红也在搬家的队伍之中，此后她与外界隔绝达十个月之久。直到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在那里过着居无定所众叛亲离的生活。
天气渐冷，为了不至冻毙街头，她去投靠了当时正在哈尔滨一所小学当教员的汪恩甲——她的逃婚的对象。1931年11月中旬，两人住进位于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次年五月，怀孕的萧红身子日渐笨重，他们俩人的经济状况却因坐吃山空日渐窘迫。有一天汪恩甲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整个汪氏家族也踪迹全无。旅馆老板将身怀六甲的萧红据为人质，催讨所欠食宿费共六百多元，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绝望中，向《国际协报》写信求援。主编裴馨园亲自到旅馆探访之后，让编辑萧军于7月12日送两本书到旅馆，对萧红进行精神安抚，萧红和萧军得以相识并很快陷入爱河。然而，巨额欠款令萧军及周围朋友都对困厄中的萧红爱莫能助。正当萧红穷极无聊、一筹莫展之际，1932年的大洪水最终解救了她。8月7日，松花江决堤，旅馆一楼被淹，老板和旅客逃生而去，9日，萧红被萧军找来的难民船从二楼窗户救出。摆脱困境后，萧红到主编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
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东挪西借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商市街25号，在那里他们有了自己的家，靠萧军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然而，在极度困厄中，他们并不缺少梦想。1933年9月，在朋友资助下，萧红以笔名“悄吟”在报纸上大量发表文章，不久萧红和萧军出版了作品合集《跋涉》，轰动了整个东北的文坛。
《跋涉》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因为带有鲜明的进步色彩，引起了特务机关的关注。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哈尔滨，于1934年6月15日抵达青岛。
青岛，是个美丽的城市，也是二萧的福地，在那里，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了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正当二萧想继续留在青岛生活和写作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随着省会济南以及山东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遭到破坏，青岛的地下党组织也未能幸免，市委书记高菘以及舒群等地下党员被捕，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的《青岛晨报》也被迫停刊。政治气候的突变，迫使二萧不得不离开青岛。就在这年的11月1日，他们抛弃了所有家具，躲开了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搭乘一艘日本轮船逃离青岛抵达上海。到了上海之后，二萧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下，走上了更为广阔的文学道路。
1935年12月，在鲁迅的大力提携下，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行，署名“萧红”。这是张乃莹第一次使用“萧红”这个笔名。正是这部《生死场》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段时间，萧红文学之路顺畅，经济上的困窘也随之大大缓解，可是，二萧的感情却出问题了。
萧红和萧军在一起之后，因为经济的原因，萧军曾做过一阵子家庭教师，寄居在所教学生的家里。那家里有个女孩，喜欢上了萧军。那时的萧军，堪称有情有义，他对那个女孩说，他已经有了萧红，不可能和她在一起了。这让萧红对他充满了感激，也让萧红对人生充满了希望。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萧军又认识了一个文学女青年，是他的崇拜者，叫陈涓。当时陈娟只有十六岁，但却深深吸引了萧军。
那女孩为了让萧军知道她并不爱他，还专门带了自己的男友来见二萧，可是仍然为萧军萧红的生活埋下了阴影。1936年，萧红和萧军在上海又一次邂逅了陈涓，萧军仍然表现出难掩的暧昧和欢喜，这让萧红十分不悦。二人有了矛盾，有了争吵，萧军对萧红还有暴力行为，这让萧红更觉委屈和苦闷。
正是基于这感情的嫌隙，二萧通过鲁迅认识的朋友黄源，建议萧红到日本去休整一段时间，专心写作，当时黄源的夫人许粤华在日本留学，正好可以帮忙照顾萧红，萧红就去了日本，萧军去了青岛。后来黄源父亲病重，黄家经济状况恶化，许粤华从日本回到国内。
在日本这段时间，萧红没有经济上的压力，生活自由而舒适、平静而安闲，些许孤单，因鲁迅先生去世的悲痛，一些没有明言的对萧军的思念，都汇集在写给萧军的信里、流动在平平淡淡、毫不修饰的字里行间——萧红当萧军是至亲至爱的人。这些情况表明：萧红的心宁静下来了，她去日本前与萧军感情上的嫌隙因为分离正慢慢愈合。
窗上洒上白月的时候，我愿意关着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我的手，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没有经济上有一点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萧红写于日本
事情要是这么发展这么简单就好了。
根据萧军后来的回忆：在萧红滞留日本期间，萧军和某女曾经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纷，但双方全清楚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他们彼此同意，让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
萧红的日本之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了，她回到了伤心之地——上海。说上海是伤心之地：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先生的去世；一方面是因为萧军的不忠，萧军的出轨对象是萧红在日本期间的恩人许粤华，而且当时许已经怀孕，只好去做了流产，这让二萧的关系又陷入困境，也使萧红十分痛苦。
我尽量把自己沉浸在创作中，忘却痛苦，但实在太难忍了，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在晚上溜出去到大街上，荒凉的大街上，一个人游荡，像鬼。
——萧红写于从日本回到上海后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二萧流落到武汉，端木蕻良此时也来到武汉，开始和二萧交往。
1938年1月山西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从山西来到武汉，聘请一批有名气的文化人到临汾任教，二萧、端木都欣然前往。
二萧在民族大学只呆了20天，日军攻陷太原，兵分两路向临汾逼近，学校决定撤退。招聘来的作家，愿意留下的，就随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撤退，不愿留下的，就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是去是留，二萧坚持各自的选择：萧军决定留下来打游击，说这是自己多年的宿愿，萧红却“别无所求，只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写写东西，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我不愿在生活上再让自己受折磨，再忍受各种的痛苦”。
末了，二萧虽然依依不舍，尤其是萧红，但最终还是分别了。
端木作为二萧的朋友，对萧红的文学才能欣赏有加，人也温柔体贴，在二萧分离的日子里，给了萧红陪伴和温暖。
后来二萧又见了面，双方达成了一致：永远地分开。萧军就此从萧红的生命里消失了。端木和萧红确立了恋人关系，当时萧红怀了和萧军的孩子已有四个月。
1938年4月，萧红和端木返回武汉。萧军随丁玲的服务团去了延安，随后又准备去新疆，投身抗日救亡文艺工作，途经兰州时，认识了王德芬，同年6月和她结婚，终生厮守，他们养育了八个孩子。
萧红和端木的关系曝光之后，立刻沦为不被看好的一对，遭到了朋友们的孤立，大家觉得端木是第三者、萧红急不可耐苟且行事。等到1938年5月下旬萧红与端木在汉口举行婚礼时，参加婚宴的仅有几位宾客，其中大都是端木在武汉的亲戚。
“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并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同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我对端木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有的，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谅解、体贴、爱护。我深深感到像我眼下这种状况的人，还能要求什么名分，但是端木却做出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已经很满足了，谢谢他成全了我。”
——在婚礼上，萧红对宾客们说
萧红对于和端木蕻良的婚姻并没有过高的希求，只要能像平凡的夫妻那样，相互谅解、体贴、爱护地过日子。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没有过高希求的萧红还是过高希求了。
我和萧军的分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也许，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真面目都不为人所知道。
我爱萧军。他是一名优秀的小说家，我们一起从患难中挣扎过来，但是，作为他的妻子太痛苦了。
———萧红
那么，萧红和端木之间有什么问题呢？
骆宾基问萧红：你为什么能和端木生活三四年呢？
萧红答：筋骨若是痛的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我们是不能共患难了。在四川的时候，曾经想到过萧军，如果，我拍一封电报给他，请他来接我，他一定会来的。
萧红所说的“我们是不能共患难了”，指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下面两件事。一是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临近产期的萧红独自留在武汉，后来几经辗转才到重庆与端木汇合。一是二萧到了香港后，香港沦陷，萧红同意端木先突围，他就准备突围撤离了，他这种“你掩护我先撤”的举动自然使萧红感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孤独和无助。
1938年6、7月间，日军兵分五路包抄武汉，国民政府发布了保护大武汉的口号，可上上下下的人物却如潮水一样向重庆溃退，大约是七月的一个雨天，我在武昌的码头遇到萧红，萧红说'我没想到你看见我还会过来和我打招呼，我自己就没什么朋友，我全部的朋友都是萧军的，你们都是萧军党。'然后我们谈到撤退的事，萧红让我帮忙弄两张去重庆的船票，结果只弄到一张，乘船走的时候来的是端木而不是萧红。
———作家张梅林
另外一个人印证了张梅林的话
萧红就在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驻地住下了，一个孕妇，每天就在地铺上躺着。致于说为什么端木先走，她却留下，她没再说我也没再问。
———作家蒋锡金
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离开重庆抵达香港。一年之后，被确诊患有肺结核，1941年7月间，萧红身体上的一些宿疾也越发沉重，终日辗转于病榻之上。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更是雪上加霜。
1941年12月8日军开始轰炸香港，我8号早晨去向端木和萧红辞行并致谢准备回内地去，到了他们那里，端木正在穿衣服，只听萧红对端木说：非要突围吗？端木答道：我很快就回来。
然后端木看到我来了，不容我开口，便对我说：我准备去香港那边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去留的问题。你帮忙照顾一下萧红，我很快就回来。
然后端木就急匆匆地走了。萧红就哭了。
—— 作家骆宾基
端木去港岛找到了于毅夫。
端木：于先生，撤退的方案定下来了吗？
于毅夫：廖承志先生已经分别接见了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士，传达了撤退方案，确定了分组负责人，你和萧红的撤退由我来安排，估计你只能留下来陪她。
端木就是这样被留下来了，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留下来照顾贫病交加的妻子——萧红。
香港沦陷后，求医心切的萧红在香港养和医院做了外科手术，术后发现是误诊。战争状态下缺医少药，病情急遽恶化。1942年1月22日上午11时，萧红在法国医院设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弃世，享年31岁。
在1940年1月抵达香港后，半生颠沛流离的萧红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写作环境，她拼力去完成在大陆期间一再搁浅的写作计划。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她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作品：《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萧红一生中真正的黄金时代。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萧红的巅峰之作，动笔于武汉，写就于香港。1940年9月1日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连载，于12月20日完稿、27日连载完毕。此间四个月，是萧红一生中最为充实、愉快的一段时光，她沉浸在对故土和儿时生活的无限怀想中，其间不乏她对人性和社会的审视与深刻思考。
《呼兰河传》是萧红生命的挽歌，带她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后园、回到了爷爷身旁，回到了生命最初的圣殿，温暖而安详的圣殿，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临终前看到的奶奶、炉火和烧鹅。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萧红
萧红是女人，是一个美女兼才女，无论哪个时代，女人的美貌都是珍贵的，才华更是罕有，兼而有之最是贵乎稀有，但是，难得的优势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的一生充满不幸。但因此就说因为是女人所以不幸，则是值得商榷的。
同样是女人，同样是美女兼才女，林徽因和萧红的人生是多么的不同啊！
林徽因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师、诗人、作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是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妻子、中国现代逻辑学奠基人金岳霖一生爱恋的女神。
林徽因16岁那年，花儿一般的年纪，情窦初开的少女，在伦敦求学时遇到了徐志摩，二人一见倾心。徐志摩当时已是一个两岁男孩的父亲。当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站在林徽因面前，她惊慌失措了：她（徐妻）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透我心灵，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林徽因茶饭不思，哭了一个通宵后，决定马上回国，和徐志摩分开。
在给徐志摩的信里，她写道：原谅我的怯懦。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旋涡，引起亲友的误解和指责、社会的喧嚣与诽难……我降下了帆，拒绝大海的诱惑，逃避那浪涛的拍打……
恐惧，也许是对羽翼未丰者最好的保护。
后来就有了学识渊博、品貌俱佳、高贵优雅的女建筑学家、美女诗人和太太俱乐部。要是当时她不顾一切，和有妇之夫徐志摩走在一起，会怎么样呢？或许是第二个张幼仪，或许是陆小曼，或许还是林徽因，但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林徽因。
和林徽因相比，萧红人生的起笔就是错的。使她失去了和厄运周旋的砝码。接下来的事只能交给命运了，个人再也没有余力左右什么。那个世界，再也没有给她稀释、纠正错误的余地和运气。
人生的选择都是昂贵的，选我所欲、“我的人生我做主”也许只是刹那间的快感，漫长的以后便是为你的选择承担后果，承担的时间长短视选择的重要程度而定。
萧红一生的画卷是以逃婚、与有妇之夫私奔展开的，以激烈的姿态以求选我所爱，她想继续念书，就去念了，不想和汪恩甲结婚就逃婚到北京了，爱着陆哲舜，就爱了陆哲舜，纵然他是有妇之夫那有怎样。
萧红是勇敢的大胆的，这个当时对于她来说无比完美的选择就充分证明了她的勇敢和大胆。可是，这样的选择，对于一个只有十八岁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女孩子来说是不是太奢侈了？太疯狂了？勇敢和大胆都是有代价的，看那个世界怎样惩罚勇敢、大胆、蔑视它挑战它的萧红的。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萧红是和身为有妇之夫的表哥私奔了，她的家族却跑不了，在当地声明扫地，被迫举家由呼兰河迁回老家阿城县福昌号屯，她的父亲因此丢了在省教育厅的职位，她的弟弟被迫由呼兰河转学到哈尔滨。她本人呢？变成了一个溺水者，和她一起的人为了不至和她一起沉没，都离她而去了，在她的世界里蒸发掉了，陆哲舜是如此，汪恩甲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指责他们的中途退缩，他们都是帮过萧红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她的恩人，至于后来的不辞而别也是可以理解的，萧红的窘迫处境都是她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她自己应该买单，凭什么让别人为她搭上自己的人生？当时的情况是谁靠近她谁名声扫地。
“伤风败俗”，在华人世界从古至今都是要株连家族万难赦免的，2004发生在香港的艳照门事件，陈冠希、阿娇、张柏芝的人生被深刻地影响了，陈冠希永久性地退出娱乐圈，阿娇和张柏芝由耀目红星到风光难再，在美国，也有艳照门，詹妮弗·劳伦斯的艳照也被泄露过，人家大表姐该红还红、该得奖还得奖，反而是那个泄露者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那方水土养你了，而且你还需要它继续养你，你就要重视它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即便你不尊重它。
选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人生要讲究策略，不要在身处困境时把爱情当作良药，那往往是饮鸩止渴，会后患无穷的，要么会永在困境（陆哲舜、汪恩甲）要么在走出困境后，彼此因丧失了相濡以沫的基础而只能相忘于江湖(萧军）。
让爱情和爱情比，不要让爱情和生活pk，爱情不是生活更不是生活的全部，它也代替不了生活，也打不赢生活。温饱和体面、淡定和从容，生活能给你的，爱情给不了你。与爱情的无常多变相比，生活靠谱多了。
萧红的一生是紧锣密鼓的一生，忙着生，忙着爱，忙着写，忙着不朽，生命和爱这种东西，人力无法控制，幸运的是，她有文学去告慰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和苦苦挣扎的灵魂。
【姐妹篇】萧红：只为爱和自由，从异乡到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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