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印
文/潘春华
粮印,又叫“粮封”,俗称“粮印板”,顾名思义,是用于封盖粮堆的一种特制印板,即盖在粮食上面的印章。过去,多用于官仓,粮行、私家贮粮。在粮食进场晾晒、筛选、临时堆放或进仓储存时,在粮食上面密密匝匝地加盖粮印以防偷盗,并作为信验的重要凭证,如同门上的封条一股。然而,粮印仅限于封盖颗粒较小的谷类粮食,如稻谷、小麦等主粮和玉米、高粱、小米、大豆、红豆、绿豆、芝麻等杂粮,对于块状的红薯、土豆等,粮印就不适用了。
粮印通常由紫檀、黄花梨、桃木、枣木、松木等材质制成,多由民间木匠制作,从选材、设计,到做坯、雕刻,颇费一番功夫。讲究的木匠,还会给粮印配置一个印盒,以便管护。粮印印面多为长方形状,有大有小,常用的约一尺长,半尺宽,厚约一寸。正面刻有隶、篆、楷、行等不同字体、不同风格的文字,字数一至三个不等。印文有家族姓氏,米号、粮行商号名,也有吉祥文字,如“福”“德”“仁”“富”“贵”“丰”“裕”“公平”“公正”“呈祥”“太平”等,有的干脆刻一“印”字,还有镌刻各种吉祥图案、花草纹饰等。印面分朱文和白文两种,朱文印面反写的字是凸起的,按在粮食上正字就凹陷下去了;而白文印面,就是把反写的字镂凹下去,按在粮食上正字就凸起了。粮印分为正背两面,正面刻有所需的文字或图饰,背面则安装印钮,其材质与印面基本相同,既起到装饰作用,又方便按印和将印提起,中间有一穿孔,便于悬挂、携带。印钮的形状各异,有寿桃形、牛鼻形、元宝形、莲苞形、桥形、鱼形、8字形、手把形等等。
盖印时,不需要石灰粉,只需握住印钮,在粮食堆上按一按,拎起粮印后,粮堆上便有了字,接着再盖第二下,第三下,直至粮堆上满是字为止。
粮印,源远流长,它是伴随着农耕文化应运而生的。宋代受印鉴启发,便开始制作并使用粮印了。
不过,那时还是皇粮国库里用,后来慢慢传到民间,大到米号、米铺、粮店,商号的粮库、粮仓,小到地主老财私家贮粮,都在使用粮印。为了防止伙计和看守库房的监守自盗,遂用粮印在粮食上面一按,粮印就是验信的凭证了。
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官府粮库的仓房多为土木结构,平面呈长方形。囤放粮食的粮仓通常用一
块块宽厚长条杉木板,拼装制作成一个个又高又宽大的方形粮食囤;民间的粮行、米号、乡货行、粮栈、商号等民仓囤粮,因受条件限制,多用长条芦席或竹席窝圈成直径大小不等的圆形粮食囤,随用随圈,可高可低,粮食清完后便可随时拆除。明清时期,无论官仓民仓,当扛包工将粮食装满后,都要由2至3名掌管粮印的人在粮食上各自压盖粮印,由此确认封存了这囤粮食。
盖粮印的掌印人,各自所持的粮印,其规格大小,以及印中的文字、图案均有所区别,各不相同。开仓用粮之时,掌印人必须同时到粮仓验信,缺一不可。并逐个检验自已所压盖的印模是否完整无缺,然后才可动用粮食,以此确保粮食数量无误。
内蒙古呼和浩特博物馆收藏了一枚粮印,为清末至民国年间呼和浩特地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一家商号为“庆义元”粮店的铃记。该粮印长33厘米,宽12厘米,厚30厘米。印板正面刻有白文“失义元”三字,繁写体,深隽、道劲。印板背面正中有一木钮,为8字形,便于掌握。木钮上端刻有一个“上”字,以分辨上下,方便使用。
历史文化名城镇江,是江南一带较早使用粮印的城市。镇江地处中国第一人工大河京杭大运河与中国第一天然大河长江交汇处,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重要的漕运枢纽和粮食集散地,宋元时期，镇江城内古运河畔黄花亭一带建有13座大型皇家粮仓,官方在粮食交接、筛选、检验、储存中普遍使用粮印,作为粮食监管和验信的重要凭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成为长江沿线继上海之后的第三个通商口岸。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镇江开埠,随着镇江海关开设,江海大轮开航,铁路筑成,两广、闽浙等地客商纷纷来镇江设庄,采购转运米麦杂粮,粮食销售地域遍及十几个省份。由此,镇江逐渐形成了长江下游规模最大的粮食市场。同治、光结年间,镇江米市为最。仅1876年至1896年的二十年间,从镇江米市海关出口的粮食累计达二千万担。由此,催生了镇江米业七大行业,即:米粮采运业、米粮帆运业、砻坊碾米业、堆栈业、粮行业、乡货行业、米店业等,分布于城西江边、平政桥段、中华路及城里南门大街、粮米仓、上河边一带。其申粮行有39家,米店68家,这些粮行、乡货行、米号、米店,还有堆栈业的粮仓粮库,在粮食筛选、储存、销售中,几乎家家使用粮印,大都用自家商号作为钤记。
我国粮印使用最广泛、最普及的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土地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近30年时间里。那时,无论生产队还是各大粮食管理站,粮印是必备的监管粮食安全的重要验信工具。生产队时期,粮食分配方式比较完善,即当年收获的粮食,先要留足全队老老少少的基本口粮和种子、饲料粮、储备粮,剩余的向国家交公粮。夏收、秋收,给社员分小麦或稻谷、玉米、高粱、小米、豆子等粮食时,如果当天分不完,一定要在进仓的粮食上盖印。如果刚收下晾晒的粮食一时入不了库,也必须在晒场上将粮食堆集起来盖上粮印。上缴完公粮,如果仍有余粮,可先行入库,并盖上粮印,留着日后给社员分配。如果要动用库房粮食,必须由印管员在场验印。
那时,生产产队粮库管理严格,种子和饲料同样都要入库盖印保存的。然而,生产队的粮库大都
简陋,不少是干打垒的土坏房,门窗也很破旧,但粮库门上的两把大铁锁是不可或缺的,保管员和印管员分别掌管着粮库钥匙,那个年代根本谈不上防盗门和报警器。但凡入了库的粮食,一律由粮
食保管员把粮仓里粮面打抹平整,再盖上粮印。每次打开粮仓取用粮食时,粮食保管员、印管员、
会计或队领导都要到场验证粮印后,方可动用库存粮食。有了印记,如果粮食有丢失,是贼偷还是粮食保管员所为,一目了然。那时,粮库虽然十分简陋,却很少有偷盗粮食事件发生,体现了那个年代乡村朴素的民风及权力制衡理念。
生产队对选用掌管粮印的印管员十分讲究,通常由村里诚实守信、办事认真且德高望重、村民信任的人担任。一且打开粮库动用粮食,不管是分配还是晾晒、筛选、加工,也不管冬天、夏天、白天、黑夜,印管员都要随叫随到,十分辛苦。
“印,执政所持信也。”粮印,伴随着农耕文化而生,源远流长,是确保粮食安全防范盗取的验信凭证,也是对人们思想道德考量的一种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随着时代的发展,粮印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段历史、一种文化,将深深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备注：此文摘自《中国粮食经济》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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