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自动主义画派
其实,创作超现实主义图像还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象征自动主义”。
这个时候,这个方法也只是,就是将自动主义简化为图像形成的过程,但是将这些图像转移到画布上时,艺术家保持着充分的意识,合理地控制着作品的制作过程,甚至使用着学术性的风格。
并且,这个时候,是在描绘梦想并使图像超现实主义化,将传统绘画的所有资源为己所用。
因此,这种方法总是招致许多批评,尽管这种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末,即自1929年达利进入巴黎艺术家的核心圈以来就被广泛使用。
马格利特、奥斯卡·多明格斯和保罗·德尔沃都接受了这种自动主义的方法。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年)在胡安·米罗的引领下加人巴黎的超现实主义团体中,在超现实主义遭受危机和停滞之时,达利为其注入了活力。
此后,在政治意识出现后,这个团体的官方出版物《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被另一本名为《超现实主义为革命服务》的杂志所取代。
随着布勒东和其他一些成员加人共产党,该组织的队伍由于阿陶、德诺斯和马森等人的疏远而有所缩减。
因为,这些人认为应该限制专门的艺术集体实践活动。
不过,达利的到来,为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不仅用他的画作,还用其理论著作、诗歌。
除此之外,他还进人电影界(例如电影《一条安达鲁狗》就是他与“马德里学生公寓”的伙伴路易斯·布努埃尔在1929年合作拍摄的)。
他为这位阿拉贡电影制片人绘制的肖像(1924年),就像他著名的《女孩的背影》(1925年)一样,展现了他最写实主义的时期。
而且,在经历了先锋派的全景之后,他最早一批超现实主义的画作始于1927年:《伟大的自慰者》(1929年)、《记忆的永恒》(1931年)《内战的预兆》(1936年)。
之后,为了进行这些作品的创作,他利用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研究及其偏执狂批评理论,这标志着他最终融人了超现实主义的群体。
并且,达利以偏执妄想者团体的力量为基础,开创了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在图像制作中引人积极成分,将梦想中偏执狂者的癫狂状态延展为清醒状态,反对第一批超现实主义者的那种自动主义。
在《伟大的自慰者》中,我们看到了达利如何将暴露狂的自传成分、超凡的技艺和丰富的图像带入到了超现实主义。
因而,自慰不是绘画中最常见的主题。
另外,在这种情况下,它具有明显的自传性的内涵,这是加拉[加拉是达利的妻子。]返回巴黎几天之后达利创作的绘画,表现出他近期爱情所引起的色情幻想。
这幅画的主题回应了他渴望表现最亲密和最不高尚的对象,表现身体极其痛苦。
达利的伟大发现是将恐惧所引起的紧张感付诸绘画实践,并从饱受折磨的室内制作出一幅他已懂得融合时代感的画作。
因为,他少年时期的日记显示,达利患有病态的害羞和强烈的性焦虑,这导致他对自慰的经常性依恋。
因此,这就是我们所确定的达利式的超现实形象。
手淫者的头顶在地上,代表达利。
这占据了大部分画布,并且具有不同的元素。
下部是现代主义的纪念卷轴,还有一朵花的女人的胸像,代表了他的幻想。
嘴巴的位置是一只草食性的、象征着阳具的蚂蚱,它的腹部充满了蚂蚁,就像作品《一条安达鲁狗》中的手一样,暗示着对死亡和腐败的痴迷。
狮子的头代表欲望的力量。
除此之外,也有小石头和贝壳,这些暗指他在卡达克斯海滩的散步。
在下部,一个小小的不露面的人像拥抱岩石,暗示着达利在 1929年夏天与加拉的第一次相遇,并且使人们联想起乔治·德·基里科的人体模型,结合了一个无生命物体的状态以及与人类之间的关联。
与此同时,他们还使意大利人想起了广阔而寂静的空间,再创造了一个梦境和所影射的缺点。
达利使用传统的形象,他的学院教育对此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一种清晰而模糊的细密绘画技法的发展。
在坦古的作品中也能看到基里科作品的巨大影响,这些作品具有个性化的风格。
在《五个陌生人》(1954年)、《平行援引》(1935年)和《带家具的时光》(1939年)中,他创造了没有光线或地平线的宽广景观,它们好像是荒凉的沙漠,在其中具有生物形态的物体,就好像是前世遗迹。
而且,这位意大利形而上画家的梦想、客观和永恒的表现形式,出现在比利时人雷尼·马格利特(1898-1967年)的作品《人类的境况》(1933年)和《恋人》(1928年)中,他的同乡保罗·德尔沃(1897-1994年)的作品《镜前的女人》(1936年)和《沉睡的城市》(1938年),以及卡纳利安·奥斯卡·多明格斯的作品《关切人[关切人是加纳利群岛的原住民。]的山洞》(1935年)和《电缝纫机》(1935年)之中。
除此之外,为了进入人类心理的最深层,超现实主义者使用了新技法。
并且,在这一领域,老牌的达达主义者马克斯·恩斯特的研究脱颖而出。
他用19世纪的旧插画创作了超现实主义的拼贴画,然后进行了精心阐述。
这个技艺和马格利特与达利制作的具有多种意义的图像一样。
他在1926年至1930年创作的作品如《伟大的恋人》《彩绘鸟》和《森林》中使用了摩擦技艺,即把画布预先放在粗糙表面上,用铅笔在画布上擦划,以此来创造画的质感。
后来,他用十足贴花技术获得更加不受控制的图像,该方法是在两个表面之间放置少量涂料,然后在两个部分之间施压。
这种新技术的确是由加纳利人奥斯卡·多明格斯于1934年发明的,而在两年后,马克斯·恩斯特对其进行了完善。
最后,为寻求伟大的自动主义化,他于1939年移居美国时发明了振荡技艺。
这种新程序的基础是通过随意运动着的带孔的铁罐中掉落的液滴,表现超现实主义者在抽象表现主义中的重要性。
这种技艺就像由多位艺术家创作的系列素描画“精美的尸体”[据说“精美的尸体”是超现实主义者发明的一个游戏,参加游戏的人要合作画一个“尸体”,但不能看其他人幽的内容。结果,“尸体”自然会成为杂乱的拼贴。]中出现的集体经验。
坦古的家是创作这些拼贴画的实验室之一,在这些拼贴画中,对自动主义的重视高于一切,结果中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合作,随意性得到自由展现。
此后,自20世纪30年代起,法国的团体沿着两条平行的道路前进,一条是政治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对潜意识的不断深人探索。
同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运动开始了国际性的扩张,并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这个已建立起来的团体在巴黎流亡,这场运动得到加强。
在战争结束时,在为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诞生做出贡献后,大多数艺术家又返回欧洲。
但是超现实主义已经不能再恢复其过去的辉煌了。
有时候,或者说很多时候,毕加索的伟大作品《格尔尼卡》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终结。
毕加索的这件作品是为1937年举办的巴黎展览会“西班牙共和国展馆”创作的。
这幅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成为对战争的指控,通过单色和元素的缺失来传达强烈的压迫性恐怖、死亡和暴力的气氛。
在这件作品中,毕加索发挥了其全部的造型潜能,显示了对立体主义的偏爱,发出了历史先锋主义的怒吼,像《亚威农少女》那样使用传统语言进行创作。
部分现藏作品:
伊夫·坦古的作品:《五个陌生人》(1941年,布面油画,98.1厘米x81.3厘米,现藏于艾拉盖洛普夏天收藏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
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沿着海滩奔跑的两个女子》(1922年,胶合板上的油画,34厘米x42.5厘米,现藏于巴黎毕加索博物馆);《格尔尼卡》(1937年,布面油画,350厘米x782.3厘米,现藏于素菲亚女王国家艺术博物馆,马德里)。
PS:部分资料来自世界绘画史和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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