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下班回家,骑在两轮电动车上,穿过暗黑的街道,身子在不停地收紧,手已麻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到家,到家就不冷了。
刚到家换了衣服,手机铃声响起,拿起来一看,是母亲的号码,我赶忙接通:“到家了吗?天冷,穿厚点。你还要棉袄吗?我又弹了新棉花,再给你套一个吧!”
每年气温下降,母亲都会打来电话,询问我要不要添新棉衣。四十多岁了,还被母亲当作小孩子,心里不自觉地溢满了温暖和感动。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思绪纷飞,我好像一下飞越到三四十年前,母亲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的画面,一下子闯入脑海。
自我记事起,每年冬季的晚上,吃过晚饭,母亲都会坐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一家五口人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她在夜里加班赶做出来的。
母亲是个苦命的人,九岁那年外婆过世,和父亲结婚时,奶奶也不在已,所以一家子五口人的针线活,既没有娘家母亲的帮衬,又没有婆婆能搭把手,全看她一个人忙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手工做的。一年四季,单的、棉的、薄的、厚的,每个季节,衣服和鞋子每个人至少得准备两套,五个人就是十套。尽管挺起来都是针头线脑的小活,零零散散的,可是细算起来,却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母亲白天要忙地里、做一家人的饭食、还要喂家里的牲畜家禽。光是这些活,就让她忙得脚不沾地,针线活只能安排在晚上。
吃过晚饭,母亲坐在被窝里,在窗台上点一盏煤油灯,开始了一天最后的一项工作——针线活。我和两个弟弟则躺在被窝里,一边打闹,一边和母亲聊着天。
疯一阵以后,玩累了我们三个小孩子倒头就睡。不知道睡了多久,被尿憋醒,发现母亲还在忙着。
蝇头一样的油灯下,母亲有时纳着鞋底,她先把头凑近灯光,对好针眼,再用力地把针按下去,接着拔出针来,“嗤嗤”地拽着绳子;有时在缝衣服,为了纫上线,母亲把线头捻了又捻,又放在嘴巴里抿了又抿,直到线头变得又细又尖,才把针鼻对准那昏暗的灯光,小心地把线撺过去……
这样的画面我太熟悉了,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每年冬季的每一个夜晚,我都是伴随着这样的画面入眠。
有时半夜里模模糊糊地从梦中醒来,看着母亲还在忙碌,就说一句:“娘,你还不睡?”母亲总是回一句:“一会就完了,你快睡吧。”母亲是什么时候睡觉的,我好像从来都不知道。
一夜酣睡无梦的我们,在第二天的早上,不是多了一件新衣服,就是多了一双新鞋子。我们姐弟三人,每次出门,都穿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惹得邻居大妈总是说母亲:“没见你做过针线活,三个孩子换季时还都有新的穿。”我知道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愿意我们穿得邋遢被人看不起,宁愿自己熬夜受累。
记得有一年冬天,母亲的表弟生孩子,我们要去贺喜。因为事情突然,从得到消息到去贺喜,只有一个夜晚的时间,而我和弟弟都还没有齐全的出门可穿的新衣服和鞋子。
吃过晚饭,母亲就催促着我们赶紧睡觉,她则找鞋样要给弟弟做新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只听见有节奏的“嗤嗤”地拽绳子纳鞋底的声音;第二次醒来,是被一阵急促的踏缝纫机的声音惊醒,原来母亲在为我赶做一件新上衣。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低着头、弓着身子,不时掖一掖从耳朵上滑到面颊上的头发……
第二天出门的时候,我穿着一件崭新的褂子,两个弟弟各穿着一双新鞋。当邻居们听说这些是母亲一夜没睡赶出来的,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还有人发出惊叹:“手这么快,你这是吃活呢!”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吃苦耐劳、不甘人后,我永远忘不了她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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