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7.11章回顾总结
这两周，学习了《阳货篇》的第9至第16章。先简要复习回顾一下第9至11章。
总体来说，这三章，是对第8章的延展和正面说明。
因为第8章，孔子提出来“六言六蔽”的教育方向，指出“好学”的重要性。“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朱子曰：“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仁、智、信、直、勇、刚”这六种美德是人之必须，如果仅仅是喜好他，而不能好好学习他实践他，就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会有各种弊端。
那么，接下来三章就是从正面开解如何学？学什么？从哪里打基础下功夫？也就是说，这三章告诉我们：孔子的“六言”教育，是以诗礼为基础，以仁义为终极目标。
[if !supportLists]第9章，[endif]“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说：“弟子们为什么不学习《诗经》呢？《诗经》，可用来兴起人的志趣，可用来观察地方风俗，可用来与人群相处，可用来表达内心之怨。从近处说可用来侍奉父母，从远处说可用来侍奉君上。还可以多多地认识草木鸟兽的名字。”
孔子不仅是《诗经》的修订者，也是《诗经》的教育者，号召者和终身痴迷者。可以想见，从少年、青年到晚年，孔子带着记录诗句的竹简独自研读，进入宫廷，或携之上路，在暴土飞扬的遥遥旅途上与诗相伴。诗教就是以体会“人情”为核心，在《诗经》的各种题材、各种情境中体会“温柔敦厚”之情，事父是用柔情，事君是用肃情，多了解鸟兽草木，也是了解万物之情，体会“比、兴”之情。“兴、观、群、怨”这四个字，总结了从远古时期到孔子时代人们对艺术认识的所有内容，是孔子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
孔子眼中《诗经》是人生的必修课，他认为生命的丰腴和宽厚，在《诗经》里有最生动的诠释。
第十章，“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对伯鱼说：“你学过《周南》《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学《周南》《召南》，大概就如同面对着墙站立吧！”
《论语》一书，与孔子和儿子伯鱼的章节仅有两章，且都和《诗经》有关。从“不学诗，无以言”的“过庭家训”，到“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可见诗教对于人生规划和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孔子教育孩子可谓抓住了根本中的根本。
其实，这两章还有一个潜在的脉络，就是在继续深入探讨“性相近，习相远”的含义和意蕴。
第十一章，“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说的是玉帛之物吗？乐啊乐啊，难道只说的是钟鼓之器吗？
如果说诗教的重心是“兴、观、群、怨”，那么礼乐的重心则在于君子的示范引领，移风易俗。礼乐教化的根本作用，就在于能够转“愚荡贼绞乱狂”为“仁智信直勇刚”，从而使上智者成就君子，使下愚者同心同德。
钱穆先生认为，孔子言礼必兼言乐，因为“礼不兼乐，偏近于拘束。乐不兼礼，偏近于流放。二者兼融，乃可表达人心到一恰好处。”如果只讲礼，不同时讲乐，就会偏向“拘束”，觉得礼只是要求别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生硬而生不起欢喜心。如果只讲乐，不兼言礼，就会偏向“流放”，情绪失去约束，超过节度，容易下流。礼乐兼融，才可以恰到好处。
这是孔子在感叹，把握礼乐的内涵实质，要从保有恢复礼乐的形式，去追求那个古圣人作礼的初衷、了解圣人的境界。那个功能作用，或显或隐。《中庸》说:“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总之，这三章既承接“性相近，习相远”，又近应“六言六蔽”，说明诗教和礼乐的教化，能够使人纠正偏失，去除流弊，涵养美德，成就君子。
大哉孔子！圣之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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