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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似乎都无法绕开殖民主义去谈非洲文学，好像殖民之外便没有了非洲这片土地。
奈保尔和阿契贝正像是在殖民主义文学的两种类型：
前者以身份和语言双重进入了大英帝国主流，并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
后者以非洲自己人的身份和英文写作，获取了来自布克奖的宽限。
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
如果一个足够伟大的作家没有取得诺贝尔奖，他的读者总要为此揶揄一番。
在阿契贝的读者评论上，又闻到了这样的葡萄酸味（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
1966年，已是2个孩子父亲的阿契贝完成了小说《人民公仆》，作为“尼日利亚四部曲”的最后一部。
作者描写了一场政治闹剧，它并不代表政治机制就是在这样运转的。
如同奈保尔的《全民选举》一样，你如果真的参照小说去参政议政，就成了跳梁小丑。
这些简化的政治闹剧，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
政治只是生活中或有或无的一出闹剧，全民选举或选举产生的人民公仆都与人们的生活或意志毫不相关。
人们只是政治谎言的拥护者和扩音器，是煽动平庸的助手。
作者享受着讽刺的快感，读者享受着政治失望的快感，只有“人民公仆”坚守着灰太狼式“我还会回来的”信诺。
《人民公仆》和奈保尔的《全民选举》如同两种狂欢模式，让读者享受卑劣的乐趣和失意的愉悦。
政治闹剧之后，“我”没有任何损失，一次次碾压之后，灰太狼和汤姆猫都完好无损。
叙述者从来不是受损失的一方，如果你想让全书在愉快中结束，那么就不能让你的读者套入一种被愚弄的境地。
叙述者在小说中，坚持损失与所得的平衡：《全民选举》中损失了一辆捷豹而得到了全民的狂欢，《人民公仆》中“我”损失了前女友、损失了选举，得到了“爱情”和现女友（这二者大概是不可分割的，如同存在与存在者）。
政治闹剧的难以衡量之处在于：
你无法说出“前女友被人霸占”与“占有过别人妻子”之间的区别，正如无法说出晚吃的早饭与早吃的午饭的区别，它们是同一顿饭，同一个人，同样的充饥或点缀。
在这场诡辩中，你总能收获一种无赖的自我娱乐。
政治小说如果与政治无关，那便是魔幻。
结局中“我”无论是否腾空而起，整个家族是否陷入一本书的记载，“我”对人民意志的沮丧与《百年孤独》对朋友的失望何等相似——“朋友都是婊子养的”，这话很像是“我”要说给那些选民听到。
这种失意的愉悦就是过过嘴瘾。
谩骂别人并小心慎防被人听到，是一种随身携带的愉悦方式。
结局“圆满”：“我”意外收获女友，而对手戏剧般失败。
在我病床前的转述中，他们已经灰飞烟灭于临时虚构的政变力量。
这种戏剧性的失败，仓促而现成，无异于18世纪法国小说中的书信。
这不是现实主义小说，它充满了对临摹自然的讽刺和挑衅。
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作者机智的逗哏，它们从不是提前埋伏的，也不是注释镶嵌的，而是随着话语展开的。
只是它们展开的太及时了，跨过几行之后，你疑惑的眉头便会舒展。
毕竟一个相声段子，那包袱不会埋的很久，不会让你阅读多次方可领会只言片语。
那对翘首等待愉悦的观众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观众没有满足的原因，永远不是对笑话理解的太慢，而是讲笑话人太过失败。
读完《人民公仆》，你笑了，笑的很舒服。
但这个笑话还没有结束，它更可笑的地方在于小丑讲完故事，剧场真的大火了。
尼日利亚真的政变了，这个可怜的克尔凯格尔式预言者被怀疑为串通者而被迫流亡。
阿契贝的《人民公仆》出版后不久，尼日利亚就发生了军事政变，作家被怀疑是知情人，被迫流亡，颠沛之中的妻子不幸流产，阿契贝的《人民公仆》让他失去了未出生的孩子。
读到这里，我们的读者笑的更厉害了。
小说与现实的界限终于被它的选民打破了，像一只鸟远远地飞来，一头撞在了画家的画前。
这种虚拟终于收获了逼真的力量。
难道这不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吗？
如果现实就是一场闹剧，那么作者创作一出闹剧就是最高的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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