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村岁月（三）在村里

据我父亲说，我祖上在嵊县。民国时我太爷爷带着我爷爷兄妹一家五口从嵊县迁到诸暨店口白沥畈。随后，我爷爷兄妹三个各自成家立业。我爷爷最后迁到店口琴坞定居下来。由于贫穷，爷爷在我父亲十岁时就饿死了。我父亲在十岁时就给地主放牛。那一年正好是西安事变发生的1936年冬天。接下来，我父亲就一直外出给地主打长工为生。直到解放前夕，父亲打工到山下湖镇西斗门村。解放后，托毛主席的福，在西斗门分到一楼一底两间地主老屋安下了家。随后娶妻生子。有了我们兄妹三人。因此，我生在西斗门，长在西斗门。西斗门就是我的故乡。

我的乡村岁月（三）在村里老家门口，早年大杏子树就在此地

我的家面靠西泌湖，背靠西瓜山。我老家旁边有棵高大的杏子树。台门外面有个小池塘，是我们居住在附近的村民洗漱塘。塘的右侧是一口饮用水井。小池塘右边有一条二三米宽，长约300米左右的小河流。那里是我经常捕鱼抲黄鳝的地方。河流左边是一个名叫弄堂湖的田畈。小池塘左边连着我村最大的池塘一一鹅塘。我家门口小池塘外面是村里面最大的乡村道地，也叫晒谷场。最外面就是通向各湖区的银河江了。一言以蔽之，我的家乡是地地道道的鱼米之乡！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我懂事开始，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中期。村中墙上到处可见“以阶级斗争为纲”，”民兵是胜利之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猪多肥多肥多粮多”之类的口号。那时，学校整天不用读书。白天跟着大人到晒谷场看批斗大会。批斗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他们个个戴着用纸板做的像金字塔一样的高帽子，胸前挂着标明他们身份的牌子或写着“右派”或写着“现行反革命”等等。在台上一字排开，低头挨批。有的被反绑着双臂，不老实的人叫他站在菜坛上，一旦站不稳从坛上掉下来就会被臭打一顿，继续批斗……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在仅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中，这些人就是“坏人”！所以我们这些”红小兵”无限忠于毛主席，参与热情非常高涨。11岁的骆坚曾因揭发邻居地主婆拾路边烟蒂抽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作为红小兵典型上台演讲。那时我村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村里的地富反坏右都必须每天打扫村主要道路，作为劳动改造。

一到晚上，我们这些红小兵红卫兵就被老师或革委会组织起来，人手拿着红色《毛泽东选集》，高呼着口号，穿过村里每一条弄堂，呼喊声此起彼伏，一直要折腾二个多小时才肯熄。

这是畸形时代扭曲的一幕！

我的乡村岁月（三）在村里西斗门晒谷场

在村里时最有味的当然是偷鱼，钓鱼。那时，我们村里所有鱼塘都归集体所有。每年过年，每户人家都可分到三、五斤年鱼。大队有专职管理鱼塘的人。我印象最深的应是我村的贫协主任汤志潮，我们叫他”阿猪八吊”。他是我们同年龄人中视作最可恶之人。因为，我们一帮屁孩在偷鱼钓鱼时常常受到他的追逐。所以，那时只要有人一喊“阿猪八吊来了！”我们拔腿就跑。因为被他抓住的话，至少钓鱼捕鱼工具没收。还要把此事告诉父母。那肯定又是一顿马肉！

因为我在村里捕鱼钓鱼名气很大，所以我在阿猪八吊面前特别显眼。见到我就说：“赵信友的儿子，你要注意了，别再让我抓住你。”但我仍然我行我素。因为这是我儿时最大的爱好和乐趣。

一次我在鹅塘与泽夫一起钓鱼。不到半小时我们就用竹杆做的鱼杆，用大头针或缝衣针做的鱼钩钓起十多条大鲫鱼。此时，不知谁说了声：“阿猪八吊来啊”。我们只拿着鱼杆就跑。但他不去追泽夫，就专追我。这样我在前面跑，他一直追到我上西瓜山上顶为止，还用石块打我，幸亏没有打着。直到我上山顶后往山北面的龙之口村跑去，在他的视线中消失，他才不再追我。那次我是穿着白衬衫去钓鱼的，天又下着蒙蒙细雨。逃跑时鞋子后面泛起的泥土直到我雪白的衬衣背上。密密麻麻有上百点泥点，白衬衫的后背好像盯满蜂子。回到家后，我惊悚不停，母亲与一帮妇女正在聊天，问我什么事情，我把事情原委向他们一说，她们都笑我的狼狈样！

儿时的乡村生活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她在我记忆深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只要一打开记忆的匣子，许多陈年故事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映入眼前，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2019年2月13日写于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