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常常听人开玩笑说:山西人出不了门,意思是山西人不远行。据史料记载:古时候黄河水患对山西冲击没那么大,再加上四周都是山,所以听说过河南河北山东逃荒到山西的,山西出去的很少,而走西口之类的也是外出做生意并没有活不下去的地步,这和逃荒不同,时间长了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了,都不愿出去。改革开放后,山西是煤炭,钢铁形成的能源省,农民在自己的市县也容易找到可以养家活口的生计,再有古到今形成的不外出的性格,所以外出打工做生意的很少。但是这种说法也不尽其然。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晋商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王现曾经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这段话出自一个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山西商人口中,着实令人惊叹。这番论述不仅点明了经商的不二法则,也道出了为官与为人的基本遵循。在王现等晋商看来,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一法则为人处世、入仕经商,必定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晋商在俄国:
1921年7月10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北洋军阀因忙于彼此之间的战争,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

晋商在蒙古:
由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的商号——大盛魁终于在经历了整个280年历史的艰难岁月,从辉煌走向了没落。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直接经济损失1000 万两银子。上十万的羊和马匹留在了蒙古库伦。

晋商在日本和南洋各岛:
“汇通天下”晋商的国际贸易远及俄罗斯、日本、南洋各岛等国家,贸易间频繁往来,需要大量的现金来支付。对于大宗的商品交易,随身携带上百万两白银,不仅耗时耗力行动不便,而且也存在很大风险。应运而生的汇票业务在这样的境况下,晋商的一家商号“日升昌”出现了汇兑业务。无论官商平民,把银两交到商号,再凭商号开出的汇票,就可以到他乡凭著票据再把银两取出来。这种汇兑业务称为“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的金融流通,被梁启超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晋商下西洋:
西向新疆、北往蒙古乃至西伯利亚广袤的草原和大漠上,庞大的驼队满载货物迤逦而行,伴随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他们是晋商人风尘仆仆的身影;从吴淞口晨曦中出海的商船到蒙古草原叮咚作响的驼铃,从呼伦贝尔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窖,从盐、粮、绸、铜、烟到木材、皮货、毛毯、玉石、药材、钟表。欧亚大陆上,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至大坂、长琦、仁川,西到伊犁、喀什、阿拉伯国家,都留下晋商的足迹。
历时200余年,横跨欧亚大陆、能与汉代“丝绸之路”媲美的、鲜为人知的“茶叶之路”孕育出的晋商文化内涵非千言万语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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