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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从 1920 年开始的社会主义讨论表现了中国人对欧战之后世界潮流的回应。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延伸，这个过程又与上个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脉流前后相接。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曾一掴一掌血地猛击资本主义，但当思想运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却不得不重估中国的资本主义。由此产生的矛盾，显示出理论与国情之间的窒碍。矛盾和窒碍呼唤理论回归国情。
张东荪是从研究系的圈子里走出来的。追溯历史，被称作研究系的知识群落本来发源于晚清的维新派和立宪派。虽说二十多年里世路曲折，人物代谢，但历史渊源会带来一种不易摆脱的惯性。作为近代中国最先出世的新党，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缺乏接纳新知的趣味和度量；作为近代中国资格最老的政治改良派，他们中的多数人又一以贯之地抵拒暴力与革命。两者嵌接在一起，合成了由来已久的群体特色。因此，维经斯基的一片热心决不会吸引张东荪，使他离社会主义更近；只会吓倒张东荪，使他离社会主义更远。
其中既有腐熟已久的传统制度留下的旧疾，也有初起未久的资本主义关系造成的新病。所以， 19 世纪的通达之士为了致富致强而向资本主义新学执弟子礼； 20 世纪的通达之士却在改造社会的宗旨下不仅掊击封建主义，而且笔伐资本主义：
张东荪和梁启超为资本主义立说本多驰辩之辞，但是，用资本主义来答复正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潮流，却成了一种文不对题的隔膜之论。他们自信言之成理，却又始终被人目为不合时宜，其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身在历史时序的变换之中，为资本主义作辩的人们瞻前顾后，也会看到资本主义关系已被剥开的不合理，并因此而发生牴牾趑趄。
与张东荪、梁启超论辩的那一代社会主义者们多半有过追求资本主义文明的个人历史。然而他们在新学理的旗帜下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显目的高亢和锐利。来自移译的“自由竞争”、“工银制度”、“剩余价值”、“生产过剩”、“经济恐慌”等等语汇和句述在极短的时间里便融入了他们的论说之中，以一种兼有逻辑和情感的力量剥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
同宗法关系不无温情的一面相比照，资本主义制度显露出更多赤裸的冷酷无情。由此激生的义愤，曾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人批判资本主义的直接导因之一。但义愤半是情感和意气，它们既不能说明历史，也不能说明未来。以新思潮初起时的激越与朦胧为反衬，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现了一种理性的深邃。它从剖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开始，不仅显露了这个过程里的血污，而且指述了这个过程为社会主义的出现所提供的种种物质前提。
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思想的传播总是不可绕越地要穿过历史的具体性，并因之而带上历史的具体性，由于科学认同和印证了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便非常自然地会从学理中获取高昂的信念，并因高昂的信念而发为磅礴的气概。在他们的言论之中，常常流泻出一种真理在手的锋利和刻直。
在西方，为社会主义行云布雨的常常是阶级矛盾；在中国，最先与社会主义直接感应的则是民族矛盾。以后者比前者，显出来的是一种历史造成的独特。
社会主义论辩初起之际，拥护马克思的人们着力阐扬的是理论内含的普遍真理和直接可行性。但当思想潮流开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之后，理论便会面对国情。
后起的社会主义者沿接了八十年来的新陈代谢，他们也会再现同一个历史环境营造出来的急迫。曾经以理性的思辨分析过中国社会具体状貌的瞿秋白，在后来的岁月中同样受此感染，愤怒地以意志召唤革命的大波。他用自己起伏的思想轨迹，反映了创造历史的人们同时又受到历史支配的事实。但是，再现于社会主义者身上的急迫已经不是一种率意直露之物了。它们常常与理论和模式纠织在一起，并因此形成了明显的特色。
从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一般性、共性开始的人们在实践的颠簸起落中经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具体性、个性，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便成为新陈代谢中的一个历史命题。
由中国人所创造的“新的东西”，是“拿中国做中心”而获得的一种真知。它们产生于国情对于成说和范式的修正与丰富之中。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里派生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在社会主义讨论过去了长长的岁月之后，这个学说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提和时序。
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被分了开来，又被连了起来，由近代中国社会历史作成的独特矛盾因之而获得了理论上的统一。
幼稚并不是丑陋。它记录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初起时的真实痕迹。后来超越了这个阶段的人们多半是以此为起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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