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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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我发现的趣事总共就两桩，一桩是在冬天里我们打仗时发现的。当时我、喜子、二癞子正同河对岸的小虎、水根、土根打仗。我给我的同伴们供应“子弹”。当我用小钉耙挖开一块已经被犁耕过的田土时，发现那块本来就松动的田土下面有一窝子蛇绞成一团。我一声惊呼，喜子、二癞子，还有河对岸的几个家伙一起跑了过来。大家环视着那团纠缠一起的已经冬眠的蛇，一个个寒毛都竖得老高。大伙一起喊着要打死这窝蛇，说明年天暖和时它们会爬出来咬人。但二癞子不同意。他说：“如果这窝蛇里有一条没被我们打烂，就会活过来，明年它会养一窝子小蛇在夏夜里爬进蚊帐报仇。这种事我老头亲眼见过。”大伙一听，就没人敢动那窝蛇了。我只好又用钉耙把那块田土再翻过来盖住那窝蛇。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哥哥，还告诉了村西头的老光棍陈友华。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我在夏天时发现的，仍旧是关于蛇的事。那天下过很大的雨，水田、池塘里的野草趁机疯长。吃过午饭，我一个人拿着根小竹棍，想去房子东头的池塘坝缺去看看有没有上水鱼可捉。当我走到池塘的西北角时，看见一条比筷子略长的两头蛇。蛇身很细，呈竹青、鹅黄的混合花色。它正从一撮晃动的水草里缓缓出来。看着它两头吐信，我的鸡皮疙瘩一下子全都起来了。可惜这次发现没有旁证，因此，那帮家伙都不相信。当我最后一次在大伙面前赌咒发誓我说的是真事而被众人骂称小骗子时，二癞子却严肃地对大伙说：“我听老头子说过这种蛇，我相信。”因此，我和二癞子关系一下子近了许多。

这两件事，在伙伴中传了很久，也传得很远，一直传到南山脚下另外一个县的胡家棚子，大家每次在一起说起来都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我也每每为此感到自豪。因为，伙伴们实在找不出更有趣的事情来争吵了。

晚上，我们通常是要集合在一起打仗或是躲猫猫的。我们会喊叫着从老光棍陈友华的门前经过，从村东老吴家一直跑到村西老刘家。有时还大着胆子齐声喊陈友华的小名儿“火伢”。此时，他会追出门来破口大骂。有时伙伴不全，玩不成游戏，我会一个人趴在饭桌上看妈妈做针线。下雨时，我会坐在门槛上朝南面呆望，偶尔我也会突然这样想：南面那一带青山外到底还有没有人家？世界上除了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其他人？我说的“我们”是指我们村上的人，包括老光棍陈友华的瘌痢头弟弟和瘸腿母亲。他们——那些山外可能存在的人——会不会有比我们更有趣的游戏？我能看到的，能想到的大概就只能是这些。此时，我会聚精会神地像个大人，站在有线广播底下倾听那来自未知世界的神奇声音。听久了，我也就不再对广播里的声音感兴趣，那声音所介绍的世界就像一块扔在南面那座大山坳里的石头，我找不到，更进不去。最后只记得这样几句话：“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苏美两霸，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并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却能在玩游戏时经常脱口背出来。只有广播里说苏联和美国“干涉安哥拉，入侵扎伊尔，阴谋颠覆苏丹政府”时，我的眼里才充满愤怒。因为父亲有一回吃饭时说：“苏联和美国想侵略中国，让中国人吃苦受罪。”我就问父亲：“安哥拉、扎伊尔是什么东西呢？”父亲朝我瞪着眼睛，咽一口饭才说：“国家，是国家，就跟中国一样。”我又问：“国家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父亲把脸一黑，说：“吃饭时不准说话。”我虽然没搞懂到底什么是像中国一样的国家，但从那时起，我心里就隐隐憎恨起苏联和美国来。不过事后哥哥还是偷偷告诉了我什么是国家：“国家嘛，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吃食堂，在一起开会。”吃食堂我倒是见过，可开会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是不明白。哥哥又解释说：“开会就是很多人坐成一排一排的，前头有个人和他们面对面坐着，在那里大声说话。他对面的那些人则把双手背在身后，一会儿聚精会神听着，一会儿又扯着嗓子喊口号。”可我并没见过开会的场面，因此对哥哥的解释依旧是半懂不懂。哥哥说他原来也不知道什么是国家，但他对樊明义口中的哨子和手里的红、绿二色小旗特别好奇。樊明义是大队民兵营长，手下有武装民兵十二人，基干民兵五十人。每次大队有重大活动，樊明义都会吹着哨子，挥动红、绿两支小旗指挥十个生产小队的农民排队。哥哥说，“那哨子和旗帜有神奇魔力，樊明义得到它们就能使巫术。因为他能让那些平时纪律涣散、吊儿郎当的农民服服帖帖。”

“那哨子和小旗同国家有关系吗？”我问。

“自然是有。”哥哥说，“苏美两霸就是靠这两样东西耍巫术，侵略第三世界小国领土。不过呢，他们的哨子那是要比樊明义的吹得响太多，而且是黄金做的。至于旗帜吗，那质量也是好得不得了，听说是的确良做的，二十年都不掉色。”

二

妈妈会到村中间的陈友华家借工具。友华喊妈妈“婶婶”。友华的母亲是个老瘸子。友华娶不到老婆，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母亲是个瘸子的缘故。我妈妈说友华一家是村上最穷最懒的，但我怎么也想不通，因为他家有村上唯一的一杆秤，唯一的一把手电筒，友华更是有整个大队十个生产队唯一的一辆长征牌加重自行车。他家应该是最富有的才对。可妈妈这样说了，我只好把他当穷人看待。但我从没想过我家算不算穷。说不穷吧，我又经常饿肚子，妈妈穿的都是褪了色、反复补缀的蓝布衣服。友华虽是老光棍，但他的见识非常广。每次我随妈妈到他家，都能听到他谈起他远在无锡的大老婊和县城的妹夫。他反正没事可做，就经常往这些遥远的大地方跑，因而见闻特广。当他说县城里有个很大的罐头厂，还有个专门做蛋糕、桃酥的工厂，说县城每天早上街道里会有很多煤炉冒烟、会有很多炸油条油饼的大锅冒香味时，我就狠狠地咽下口水。记得有一回他谈起从无锡坐火车到南京的经历时，对我妈妈说，“火车嘛，就是才开的时候猛地一声大叫，往前拱一下，脚下咯噔一下，然后就像不动一样，过几个小时，就跑好几百里。火车头是个冒烟的大机器，非常响，跑久了会被机器里的煤火烤得通红。”我真想问问那个机器是什么样子，到底有多大、多响，但我不敢问，因为我平常老和同伴一起喊他小名儿，若非跟着妈妈，我是不敢一个人到他家的。于是我就用劲想那个拖着火车跑的怪物是个什么样，它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我甚至还把它想成国家，这当然是因为国家有很多人开会、吃食堂、吹哨子的缘故。说老实话，友华说的那个无锡和南京，还有火车，要比广播里说的安哥拉、扎伊尔有趣真切。每当这时，我总是眼巴巴看着友华得意的笑脸，空想着那个被煤火烤得通红的火车头。心里却总是害怕那个火车头会爆炸。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二癞子，二癞子说：“机器不会爆炸的，前天我跟着老头子去大队加工厂轧米，看到加工厂有一个大机器，比我们还要高出一个头。开起来响得不得命。也有个红彤彤的大飞轮，转起来就像一个火球。”二癞子说的“老头子”是他父亲，我们这里只有十八岁以上的男人才敢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二癞子和我哥哥是仅有的两个敢这样称呼父亲的小家伙。于是，我说：“我们明天去看看好不？”他说好的，明天吃过早饭就去。

晚上睡觉时，我一直就在想那个大机器，想到它的震天响声和红彤彤的大飞轮，心里很是害怕，甚至有点后悔要二癞子带我去看。因为，到时候我要是不敢进去看，二癞子肯定到处说我胆小。我在床上翻来翻去，被哥哥狠狠地蹬了一脚。

第二天我一吃完早饭，就跑到西头二癞子家，坐在他家的石条门槛上。二癞子的母亲见我来等他，知道我们又要出去玩，便冲着二癞子喊道：“过几天就要开学了，你不把作业好好做完，又想出去打野！不要才上一年级就留级。”二癞子朝我使个眼色，对母亲说“我晓得。”我知道二癞子的意思，便独自跑到友华家屋后头那片竹林里待着。果然，一会儿二癞子就笑眯眯地钻进竹林说：“老太婆，还跟我玩这一套。走，到加工厂去。”

我们一路小跑，十几分钟就到了大队部。可加工厂却没开门。二癞子朝门锁上吐口痰，骂道：“狗日的结巴牙，肯定昨晚喝醉了还在挺尸。”大队负责稻米加工的人姓李，说话结结巴巴，大人小孩都喊他结巴牙。我们围着加工厂转了几个圈，我在一堆混合着泥块、铁锈、破布、破鞋底的垃圾里，捡到一个没有螺帽的螺杆，我偷偷把锈螺杆藏进裤袋里，没让二癞子看到。

回家的路上，二癞子一边瞎唱着骂人的自编山歌，一边说过几天再来看，开学前一定要看到。而我一只手放在裤袋里，用淌汗的手掌紧紧抓着那根锈螺杆，心怦怦跳着，既充满喜悦，又有些惭愧不安。

又过了两天，吃过中饭，父亲、母亲、哥哥都睡午觉了，我偷偷溜了出来，准备去找二癞子，却在村中央南京佬的房子东头的大楮树下看到了他。他光着上身，排骨一根根清晰可见，只穿一条牛鼻犊短裤，正在聚精会神看南京佬歪子徐庭国和左撇子左金虎下军棋。歪子是我们队里的下放知青，左金虎是另一个小队的下放知青，他经常来找歪子玩，所以大人小孩都认得他。二癞子站在左金虎身边，看到左金虎用军长去吃歪子的炸弹，一紧张，打了个充满咸菜味的响嗝，左金虎军长碰了炸弹，心里不乐，正好闻到二癞子的嗝气，把脸一侧，对他吼道：“你这吊儿，站这里干什么，看你浑身黑得发亮！”二癞子一言不发，两只眼直勾勾看着棋盘。歪子可能是知道左金虎脾气很恶，怕他打我们，便嚷道：“两个吊儿，也看不懂下棋，去去，不要站在这里碍事。”二癞子一转身拽住我就走，并说洗澡去。我们俩跑到塘边，扑通跳进去。二癞子把头闷进水里有一会，然后猛然抬起头，左右快速一甩，水珠四溅。他用手抹去脸上的水说：“再过十年，老子非把左金虎个狗日的头按在茅缸里吃屎不可。”我巴望二癞子和我一起去看机器，便讨好说：“你若要我帮忙，喊一声就成。”二癞子笑了一下，又一头钻进水里，过了好一会，才猛地伸出头，对我说：“我们干脆去看机器吧。”

我们在往大队部跑时，老远就看到加工厂的烟囱在冒烟，隆隆的机器声隐隐传来。想到马上就能看到那个大机器，我的心扑通又跳起来。我们先走进加工厂轧米的地方，只见一条宽宽的皮带从厂子后墙一个大洞里伸出来套住轧米机上的小飞轮，带动轧米机嗡声嗡气地飞转。李结巴牙把笆斗里的稻子倒进轧米机上方的方形漏斗，稻子便分成米和糠从前后两个孔里流淌出来。二癞子把嘴凑到我耳朵边说：“趁结巴牙正在这里忙，我们到后头去看大机器。”我随着二癞子出门绕到屋后，发现那可怕的隆隆声正从那间小瓦屋里传出。大老远就能感觉到大地的强烈震动。我紧随二癞子身后，紧张地走到小瓦屋门边，只见一个漆黑丑陋的凹凸不平的铁件，像一堆黑色的顽石，足有我的个头一个半高，浑身上下震颤着，发出足可将我和那间瓦屋毁灭的巨响。脚下的地在没命地抖动，用来固定那个黑铁四个脚的螺帽，似乎随时都会挣脱螺杆，飞上屋顶。地上淌着黑漆漆、黏糊糊的机油。二癞子若无其事走进去，走到传动的皮带边站着，说：“你看这个红彤彤的大飞轮，像一团火。”

我迟疑在门边，看着皮带快速转动成一条线，接头处的螺钉不停地和飞轮碰撞，发出“啪，啪”的清脆而又狂野的响声。眼睛似乎已被那个古怪的好奇念头牵引到那红彤彤的飞轮面前，两只脚却被无名的恐惧拖住不能动弹。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声问道：“飞轮发烫啦？怎么会红彤彤的？会爆炸吧？”为了让声音穿透机器声，二癞子也大声说：“飞轮被刷过红漆的，一转快就像一团火，红彤彤的。”此时，我渴望李结巴牙立即出现，把二癞子赶出来，这样我就好趁机溜走不看了。过了大概好几秒钟，李结巴牙也没来。我只好战战兢兢地走进去，走到二癞子身边。我侧过脸，便看到了红彤彤的大飞轮。其实，大飞轮并不能算是红彤彤的一团火，它是暗红色的，像是一个装满红色的圆形深洞的洞口。我的心在拼命地跳，我在微微颤抖。也许我并不怕红色，也不怕飞轮，我怕的就是这个有着暗红色的转动的飞轮，那一刹那，我把它和死亡想到一块。

“你害怕了？”二癞子突然问。

“怕？”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唔，我才不怕！”

“你看，这上头有风。”二癞子突然伸出右臂，把手静止地放在离传动带大约一寸高的地方。他还伸出左手在右小臂上抓痒，抓过之处，便留下几道白杠。

我脑袋一热，满不在乎地说：“我也敢。”我伸出了右手。这一刻，我知道这个该死的大机器还有红彤彤的飞轮、皮带都将成为今后不断出现在我熟睡的脑子里的噩梦。

“吵死了，走吧！”我没等二癞子搭腔，就径直撤回伸出的右手，走出机房。

过了足有一分钟，二癞子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左瞧瞧，右看看，嘴里还嘀咕说：“估计这个机器和友华说的那个火车头差不多大。”有那么几分钟，我耳朵什么也听不见。

我们一路往回走，不知怎么的，一直走到我家屋后分手时，我都不想搭理二癞子。

三

吃晚饭时，哥哥总冲我做鬼脸。我知道是因为父亲坐在桌前，我们只能像默片里的滑稽演员那样传递信息。我吃饭总比哥哥快，放下空碗，就到屋后菜园四季豆架下等他。蚊虫围着我打转。可我不知道为何不怕蚊子。我总是等腿上叮满了蚊子，叮牢了，再用手掌一抹，就会有十多只蚊子立时变成肉泥粘附在掌心。差不多等了五分钟，哥哥吹着口哨走到我身边，神秘兮兮从口袋摸出一样东西捏在手心让我猜。我猜是螺帽、是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铜板、是一粒糖果、是一枚手枪子弹的空弹壳……

“谅你也猜不到。”哥哥不屑地看我一眼，然后缓缓地张开手掌，暝霭里，一只银色的铁哨子在他的手心静静地呆着，发出微弱的亮光。

“能给我吹一下吗？”我想我因为惊喜、激动和嫉妒而声音有些颤抖。

“不能让老头子听到。等明天他不在家时再吹。”哥哥说。“不过现在嘛，你可以摸摸，真是光滑。拿在手里好好欣赏一番。”

我小心翼翼地从哥哥手心拿起哨子，左瞧右看，又摇晃了一阵，听见那粒能让哨子吹出声音的珠子发出沉闷的声响。

“你买的？”

“用什么买？去哪里买？”

“那是从哪里弄到的？总不会是捡到的？”

“樊明义的，他今天热了把上衣脱下来放在田埂上，我趁他在田里忙活从他衣袋里摸过来玩玩，过两天再用同样的办法还给他。”

“好不容易弄到手，还他？亏你想得出。”我说。

“到时候再说吧。”哥哥说。

我把哨子凑到鼻尖嗅了嗅，一股子说不出的恶臭味。

“我用冷水洗了好几遍，不管用。”哥哥说，“都是他的口臭。”

“要用开水烫几遍。”我说。

“怕烫坏了，那颗珠子好像不是铁的。”

我从哨子口缝里观看那颗珠子，我想象把它含在口中能感受到的又脏又臭，直犯恶心。可同时我又神不知鬼不觉把它含在口中还轻轻吹了一下。在我的气息作用下那颗珠子在里面滚动跳跃，发出低鸣。哥哥伸手从我口中一把抢走哨子，“你竟敢吹！”他愤怒地低吼，“要是老头子听到让我挨了揍，我也不会饶过你！”

“我忍不住轻轻吹了一下，不响，爸爸不会听到。”我说。

“假如听到呢？”哥哥似乎还没消气，说话的声音狠叨叨的。

“我下午去加工厂看了那台红飞轮大机器。”我说话的口气有点得意洋洋。因为看着哥哥手里拿着从我口中夺走的哨子，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争回一点面子。

“那算什么，我都看过不下十回了。”他用讥讽的语气说。

“可你像我这么大不一定看过。”我说，“我还把手放在皮带上，能感觉到有股子热风。”

“你就吹牛吧。”哥哥不屑地说，他掂了掂手心的哨子，用近乎痴迷的语气继续说，“这小东西才是真正的机器，别看它一点儿小，可它能调兵遣将，樊明义指挥民兵，叫那帮粗鲁愚昧的庄稼汉向左转、向右转、立正、稍息，全靠它。”

“难道它比张嘎子的撸子还要厉害？”

“那就不在一个档次。嘎子的撸子只能一枪双马，这家伙，叽叽叫两声，千军万马都得动起来。”

“那也是民兵营长樊明义吹它才管用，有本事你去吹吹看，别说千军万马，保管没一个人听你的。”我对哥哥说。“而且它也就是个哨子，怎么能叫机器？”

“你懂什么！”哥哥厉声说。“有一回我去陈友华家借秤，路过仓库，正逢樊明义给民兵开会。他盘腿坐在板车上，叼一支大前门，黑着脸，三板斧砍不进。”

“他总是那个鬼样子，人前装出凶狠的样子。要我们怕他。”我说。

“你猜他对民兵说什么了？”

“能说什么？无非是要民兵冲锋陷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刀山火海也要上。”

“你们手里的枪，当然，目前只有红缨枪，大砍刀，还有锄头钉耙，张家兵的铁擀面杖，陈富和的铁扁担，雷道才的铜锣，王文灶的狗皮鼓，还有我们的女民兵杨凤英的剪刀，赵金娣的银簪子，这些玩意儿，都是保家卫国的武器，是惩治犯罪、打击敌寇的国家机器。还有这只哨子，我吹的这只哨子，小归小，可它的作用不小，哨子一响就像军队司号员吹响集合号、冲锋号，你们可都得听它招呼。这么说吧，它也是国家机器。”哥哥说到这里，眼里炯炯有神，他似情不自禁地把哨子含在了两片薄薄的嘴唇之间。

“哥你不能吹！”我急切地提醒他。

哥哥缓缓从口中把哨子拔出来，紧紧握在手心。

这时，我听见妈妈在门口喊我回家洗脸洗脚。尽管妈妈在房前喊我，但她的声音还是轻易越过低矮的草房屋脊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就来！”我高声应答妈妈。此时我才注意到菜园里落满日暮时光浓重的阴影。

“我才不会那么傻，随意吹它，它好歹也是个国家机器。”在我往回走了十几步、即将走出菜园时，听见哥哥正经八百的喃喃低语在暝色中震颤。我停下脚步，快速折返到哥哥身边。

“别装神弄鬼，你一定偷偷吹过无数回了。”我对哥哥说。

“可惜只能躲到没人的地方吹，显现不出它的威力。蚊虫、蚂蚁不听它的，可能是因为听不懂。”哥哥笑起来。“不过呢，麻雀啊，黄莺啊，燕子啊，都是被它给吓得飞老远。”

“为什么蚊子、苍蝇、蚂蚁不怕它？小鸟却怕它？”我问。

“大概小鸟这东西喜欢单独行动，喜欢自由自在，到处飞着玩，不愿意被它招呼着集合排队。”哥哥边说边笑。

我一看他笑的样子，就知道他会给我“布置作业”。

“明天找个没人的地方让我过把瘾。”我说。

“没问题，谁让我们是亲兄弟。”哥哥依然是笑着，“但你得把我布置的作业做好，你得从老头子烟盒里给我偷两支烟，飞马、南京不限，大前门更好。”

“小事一桩，保证做好。”我干脆地回答。

山墙上广播唱完《国际歌》，接着说“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我实在撑不动了，眼皮子就像被涂了胶水，往下耷拉在眼睑上抬不起来。我感觉我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好像有人在说话，我闻到了香烟的味道。我想哥哥从哪里弄到香烟？但转念一想，哥哥即便有烟也不敢在房间里抽，他只敢躲在屋后干水渠里把烟抽完。可太困了，我又要睡着了。恰在此时，说话的声音又传入我的耳朵，我能感觉到耳朵对那声音的排斥，可那说话声就像风一样往耳朵里钻，我无法拒绝。那是一个男人的说话声，有些熟悉。我又想睡了，我的耳朵在做着拒绝。“民兵营长樊明义的声音。”我在心里说。但我睡着了，真的睡着了。于是有说话声从梦里传来：“关键他偷的不是普通的东西，你晓得吧。哨子不是个普通东西，它不是一只红薯一根苞米，它不一般，我是说它就像个……你懂我的意思吧？你懂它的严重性吗？我不得不说，你的儿子他真的闯了大祸了！”

“樊营长，你看能不能私了呢？我让他跟你赔个不是。我们一家都跟你赔个不是。”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

“党纪国法啊，哪能呢！”樊明义的声音有些不耐烦。

……

我再度醒来，是被哥哥的哭声吵的。我没有睁开眼睛，总是在池塘里洗澡让我整个夏季都在害结膜炎。眼屎凝成坚硬的疮痂，把眼睛糊得严严实实。而我知道是在夜里，仅仅是无法确定属于什么样的夜和夜的什么时段。我的眼前回放着晚饭后菜园里的情景，耳朵里回响着哥哥说话的声音。我猛然惊醒：“这不是菜园里。”

我又听到哥哥的哭声，我能懂得他哭声的意义，他的哭声的内涵。因为他是我的哥哥，我像小狗的尾巴一样跟着他整整摇了六年半。“啪、啪、啪！”这是荆条抽打屁股的声音。我熟悉这声音，还熟悉它打在屁股上的滋味。哥哥的哭声变成了哀嚎。我咬紧牙，心里在想，我得为哥哥做点什么，我要劝慰他，对他的伤心、恐惧和懊悔负责。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流到嘴角，它总是那样的咸而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