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
《双姝怨》中的小女孩玛丽，是一个比《坏种》中女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典型，那位饰演小女孩的演员，长的一副墨索里尼式的面容，这样一副面孔通常不是愚笨顽劣，就是狡猾凶残，而这个小女孩两者兼而有之。她会伪装、撒谎，脑筋转的如此之快，心思如此缜密，许多成人都无法企及，她自己捕风捉影，聪明的误导四周舆论，并抓住一个同伴的弱点来遮蔽她的谎言，必要时用眼泪与无辜来使谎言变得更为圆满，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目的，离开学校，离开了解自己缺点的两位老师。
在那个时代的美国（1962年），同性恋也是一个禁忌，（1964年的连尼因为发表支持两位被开除男同性恋老师言论而被捕，可见当时的社会环境），一个敏感话题，一个公众无法接纳宽容的话题，所以在这个谣言经由提尔弗特夫人传播以后，家长们纷纷将女儿带离学校，使得一个寄宿学校一下面临关闭的状态，两位女主角在冤屈面前变得那样软弱无力，四周的环境慢慢象合起来的吃人植物一样将枝叶封闭起来，将她们拒之门外。甚至那位女教师的未婚夫都在这种势力重压下思想产生动摇，对女孩的清白表示怀疑。
也许我们都经历过被冤屈被误会，尤其在我们的行为不是那么值得肯定的时候，这种误会更会加深，当你试图从某个漏洞去解释时，倒还蛮象在狡辩，你无法去改变那个很容易立起来的一套逻辑，它的中心是谎言，外层却是厚似城墙的道德观念。事实是那样脆弱，在几个偶然与一个谎言无机的联合起来的时候，事实便会被流言冲溃的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事实就象被贼惦记着的保险箱，看似强硬其实不堪一击。你根本无从分辨，你的拳头打击的只是空气，令你愤懑不已，你的口中灌上泥浆，嘴巴贴上胶布，快速的定位分类归档，被打上了标签隔离起来，侧目与冷漠成为周围的城墙。影片以女教师自杀作为结束，虽然她已经证明是清白的，奥黛丽.赫本饰演的教师也有可能在祭奠女友后昂着头走过人群。
从法庭角度去看，这个电影的甄别过程中是最大的技术失败范例，那位男主角盘问女孩时有老师的耐心却无律师的严谨与法官的洞察力，看似程序与方法都得当，但却其实让善于机变的女孩子将一个漏洞百出的谎言圆的滴水不漏。本来开始就应当从事实出发，确定是由谁得到第一手的资料，而且在对口供时应当分开询问，而不会造成最后以“是我告诉玛丽的，玛丽说的都是真的”双重谎言作为定案证据。这不是甄别事实，而只是一个谎言为另一个谎言买了单。
可是，影片最核心的部分在于，那位女教师也告诉了我们，她对奥黛丽.赫本的确怀有世俗不能容忍的只有对异性才有的那种爱恋（同性恋虽然只在影片中提过一次，但却有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个小女孩恶毒的谎言只是恰好捅破了这层薄纸，这个心灵上的罪孽，比那个恶毒的谎言比谎言造成的后果更足以击垮她本身，不在于她做没做这种事情，她认为怀有这样一种感情，就是怀有一份罪孽。这样的结局也使这个故事获得了更为广义的外延，使我们可以在故事之外找到更深层的思索，女人有没有爱女人的权利，同性是否可以相爱，它是颠倒纲常的洪水猛兽，还只是自然发展的某一种状态，人性是以个体为准还是以社会公共规范为准，如果抛开个体权益，那公共规范的人性基础何在？如果完全认可尊重个体需求，就算个体行为并不伤害任何他人前提下，又何谈设定公共规范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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