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成绩一出来，几家欢乐几家愁。
我外甥也今年高考，可惜成绩不理想，只高出二段分数线几十分，估计只能读个民办本科，学费每年至少也得一万五以上，妹夫家收入不高，一家人也是愁得不行。
于是自然而然就想起了自己读书时学费那些事。
记得我上小学时，一学期的学杂费只要一块八。那时鸡蛋五分一个，猪肉六毛五一斤，一个男正劳力在生产队起早摸黑干一天，差的能挣几毛，好的有块儿八毛。也就是说，父母干几天，孩子一学期的学杂费就解决了。
而且对一些困难的家庭，村里会提交一些名额给学校，让减免一块或五毛。不过开学时，学杂费还是要先交足，就算交不起你自己也要先借来，等期末有减免的再退回。
我父亲原先在水电十二局工作，后精减下放回家，又去公社里的砖瓦厂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生了我，隔一年生了大妹，再隔二年生了小妹，我父亲领的工资不够交村里的缺粮款，所以当时我家也挺困难的，每学期我都有一块钱的减免，实际我每学期学杂费只要八毛。
有年十一月，村里开山砍柴，因时间紧，家里照例要请邻村的亲友来帮忙。估计父亲是没钱买酒菜了，就跟我说，村里学费减免的名单已报学校了，我可以减免一块钱，要我向班主任蒋老师去拿。
我觉得很难为情，因为减免的学费能退时，老师自然会退；而我父亲却让我提前去要，这不等于说我们家穷吗?太尴尬了，太丢人了！
蒋老师那时二十来岁，微胖，青白脸色，没有姑娘应有的红润，平时又很严厉，所以大家都怕她。上课时干咳一声，大眼一瞪，大家就兔子似的，伏在桌上一动也不敢动。
第一天，我几次鼓起勇气想向蒋老师去要，但都没敢开口，回家被父亲狠骂没用，并给我下了最后通牒，第二天不要来，就打死我。打死我自然是不会，但父亲曾在我头上创造出了一个粟子五个包的战绩，还是有些让我后怕的。
第二天上课我心不在焉，一直在想如何不失体面地向蒋老师去要那个减免的一块钱。
我们学校办在以前的祠堂里，中间是前厅后堂，两边是厢房。蒋老师的寝室在厨房过去的厢房上，一节课下课时蒋老师去寝室休息，我就悄悄地跟过去，想在没其他同学在场时跟她要。到厨房前面时，蒋老师好像发现了我在后面，突然回过身来，我一慌，赶忙跑进厨房假装找水喝。
直到下午最后一节课，我也没找到时机向蒋老师要，我越来越紧张，根本无心听课，结果被蒋老师叫到时答错了好几道题，最后和几个当天表现差的同学在放学后被蒋老师留下罚扫地。
扫好地后，我主动要求去把教室钥匙交给蒋老师，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蒋老师寝室时，蒋老师正在批改作业，我把钥匙交给她后，不知怎么地，身子不由自主就想逃，并且在那一刻下定决心，宁可让父亲再在自己头上打五个包，我也决不会向蒋老师去要这减免款。
然而， 就在我将要走出她寝室时，蒋老师突然侧过身把我叫住，我以为她还要批评或罚我，就低着头走到她面前，她用大眼瞪了我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一元钱给了我，说： “这是这学期减免你的学杂费。”
我从没有感到蒋老师的声音竟然是那么悦耳动听。
我小学五年，学费加起来最多十几块，初中三年也不过几十块，初中毕业直接上了师范，三年师范享受人民奖学金，不但免学费，还发饭菜票。至于工作后，参加高教自学考试，大专、本科文凭，还有律师资格，一路考来，除了书、考务费、车旅费，学费是一分没花。
看来我父母那一辈人还是比较幸运，不用太为他们儿女的学费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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