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仁祖闻之，曰：“时无竖刁，故不贻陶公话言。”时贤以为德音。
译文：陶侃病重，一点都没有留下建议兴革、劝善规过的话，朝廷上的士大夫都引为憾事。谢尚听说此事，就说：“当前并没像竖刁那样的人，所以没有留下陶公的遗言。”当时贤明人士都认为这是有远见卓识的言论。
拓展理解：陶公（陶侃）（259—334），字士行，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以军功累迁江夏、武昌太守，荆州、广州、江州、湘州刺史，侍中、太尉，都督荆雍梁益交广宁江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他勤于职事，严于约下，重实际而戒浮华，甚有时誉。疾笃：病重。
献替：献可替否的省称，谓向君上提出正确可行的建议，否定错误不当的政令。按：本则叙陶侃病重无献替之言，但刘注引王隐《晋书》，有陶侃临终上表全文。今本 《晋书·陶侃传》亦载此表，文字较详。
竖刁：春秋时齐国人。自施宫刑入侍齐桓公，甚受宠任。相国管仲以其举动不近情理，劝桓公疏远他。管仲病重，桓公问可否以竖刁代为相，管仲以为必不可用。后来果乱齐国。
谢尚（308年—357年），字仁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时期名士、将领，豫章太守谢鲲之子、太傅谢安从兄。
史上有评：《晋书·陶侃传》载，咸和七年六月侃疾笃，上表，此表前段如孝标引，后段即推赞王导、郗鉴、庾亮等几位当时名臣，谓“器用周时，即陛下之周（公）、召（公）也”。如孝标注，不可谓“都无献替之言”。然此则动人处在于仁祖之言。无“替”言者，因朝无竖刁之类乱亡之臣。与齐桓公比，晋有群贤当朝，陶公无管仲之忧，故不必诤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平衡诸高门世族利益，稳定朝廷以图国家发展，是当时士人的共同心理要求。而仁祖这番话，既解陶公，又嘉时贤，于陶公、于时贤、于当朝皆大欢喜，可谓“德音”正合人心需求，于此可见仁祖言语之巧。
感悟：“陶侃领军四十一年，明智、坚毅、善于决断；见识纤密，别人难以欺蒙。自南陵至白帝，几千里的辖域内路不拾遗。陶侃去世后，尚书梅陶给亲友曹识的信说：‘陶公的神鉴如同魏武帝，忠顺勤军如同孔明，陆抗等人比不上他。’”（摘自白话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我想，陶侃这样的人物，在体弱多病的晚年，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圆满，而且还要考虑家人的周全。
陶侃到晚年深深畏惧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不参与朝政，多次想告老还乡，佐吏们苦苦相留。陶侃病重，上表请求退位的同时，将朝廷符节、印章和𣘼戟等物归还，在回长沙的途中去世于樊谿。
根据上述信息，陶侃“无献替之言”的原由有三：一是晚年不参与朝政；二是皇帝没有向他征求“献替”建议；三是“献替之言”在请求退位的上表中皇帝没有公开。我的看法倾向于最后一项。陶侃晚年不参与朝政是明，上表“献替之言”是暗，正好平衡他所畏惧的“物极必反”。
不论是什么原因，朝廷上的士大夫以为的憾事，都被谢尚的“当前并没像竖刁那样的人，所以没有留下陶公的遗言”这番话妙解了。正如史上评论那样：仁祖这番话，既解陶公，又嘉时贤，于陶公、于时贤、于当朝皆大欢喜，可谓“德音”正合人心需求，于此可见仁祖言语之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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