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总长”章士钊

第五节 “老虎总长”章士钊

一、章士钊的生平与著述

章士钊（1881—1973），幼名永焘，字行严，又字行年，笔名有黄中黄、青桐、秋桐、烂柯山人、孤桐等，湖南长沙人。著名政治家、诗人与学者。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开福区）东乡和佳冲的一个“耕读之家”。父亲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家中有兄弟四人，章士钊排行第三。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十三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成为他一生的爱好。十六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

1902年3月，章士钊考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任军事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8月章士钊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国民日报》，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年底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华兴会举行起义失败后，章士钊等人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数学。这时，章士钊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他坚不入盟，后来也没有加入其他政党。

1908年赴英国入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对立宪政治多有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影响很大。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负责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党造党说”与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离北京，前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黄兴的支持下，于东京创办《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7月，拥护黄兴，反对孙中山组建革命党的同仁成立欧事研究会，章士钊任书记。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

1917年11月，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被推选为南方代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士钊，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泽东以一部分资助赴法学生，一部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萧伯纳、潘悌。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主张以农立国。翌年归国，任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士钊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

1924年，段祺瑞上台。由于章士钊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的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四十四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遵从章士钊的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这年7月，章士钊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因章的《甲寅》周刊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段执政府的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并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是章士钊的朋友，力邀其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6年回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继续任律师，为昔日的朋友，当时的汉奸们辩护。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后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于1971年出版，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章士钊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他多次奉命到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1973年不顾九十三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作出最后的贡献。

章士钊大量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学术著作主要是一文典两指要。

（一）、中等国文典

1905年，章士钊流亡东京。为了谋生，他捡起了早年作教师的职业，到日本人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学讲授国文，《初等国文典》就是在他讲义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这在本书的《序例》中说得非常清楚。他本来是想编写一整套文法的书，计划分为初、中、高等三个层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再也没涉足这一领域，也就没有完成这一系列文法教材的写作。后来杨树达编写了《高等文法》，填补了这套书的不足。此书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出于市场的需要，更名为《中等国文典》，并以此流行，但内容没有作任何改动。

（二）、逻辑指要

“逻辑”一词，最早由章士钊提出。后来在北京大学等校也讲这门课。1943年整理后，以《逻辑指要》为名在重庆出版。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以本邦名理为纬”，以西方的形式逻辑为写作体系，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颇为学界所称道。

（三）、柳文指要

章士钊从少年时代就喜爱柳宗元的文章，晚年专门研究，并于1971年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二、章士钊的思想主张与以农立国

章士钊学贯中西，最早接受西方思想与主张。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方面，他一直有自己的想法。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主张之一，这是他早年（1910—1919）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

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说明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他因为自己的言论不被同盟会会员所采纳，便弃去《民立报》职务，另办《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逃亡日本，有了冷静总结和反思的好时机。在参与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他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提出并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

章士钊并不是仅仅停留于现象层次，而是深入从历史层面进行解剖。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士钊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他清醒地看到，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他访问英国一些知名学者后，看到了农业国与工业国的不同，提出了以农立国的思想主张。这套“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他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为此，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的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章士钊在《业治与农》中之所以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是由于看到“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这种经济模式在初始阶段能带来物质的丰富，但当其他国家相继仿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后，战争就发生了，其结果，“工商之本毒未除，漫欲以一战驱其标疾，是犹止沸，专意扬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吾之浮慕西方文明，捧心效之，……工商业之所成就，至为浅薄，坐见农业不兴，国产日耗，淫巧溢于都市，机变中于人心”，社会风气竞相奢侈，“农业之有退而无进，……以攀此种极不自然极不相应之生活程度者，无他亦继续借债而已”。在《农国辨》一文中，章士钊对农国下了这样的定义：“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有研究者把章士钊所推崇的道德文化归纳为“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其实，从伦理经济思想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文化道德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以人类向自然界索取，从而可能导致人与自然界日益对立为特点，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如果舍掉具体的物质，可以说在短时间里，前者往往显得不合时宜，显得落伍保守，但从长远来看，这未必不是一种智慧。在今天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章士钊在自己主办的《甲寅》周刊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仍然我行我素。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章士钊是最早接受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人，但他不忘旧文化，坚守传统思想，是他一贯的主张。
1910年，他写有《国文果能治乎》。在《甲寅》杂志上，他也发表了《孔教》、《国教问题》等文章。今天看来，他是不为潮流所左右的先见之士。“文化大革命”中，他出版了用文言写成的《柳文指要》，完成了他坚持一生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破坏文化的无奈。当然，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学也不是完全正确，他没有辩证看待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与变化。

近年来，不少人对在20世纪农业思想发展史上，以农立国的思想进行了研究。他们肯定了其特定的价值。特别是后来毛泽东“以粮为纲”，大办人民公社，成为上个世纪一道独特风景线。甚至有的人认为，正是章士钊等人的这一思想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

章士钊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生参与或主办的报刊达三十余种，其新闻实践和思想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章士钊的主要新闻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反对制定报律，主张言论自由。他认为言论自由就是“凡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国家之检阅也”。

（二）、主张建立“新闻托拉斯”，即当今的新闻集团。

（三）、新闻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新闻与政治密不可分，相互依存。

（四）、重视读者意见。在所办报刊中，专门开辟有“通讯”等读者专栏，及时听取读者意见。

（五）、反对报纸攻击个人隐私、重视培养新闻人才等等。

著名学者袁伟时说：“文化，包括政治文化需要积累。清末民初章士钊等人对政党政治的论述，令中国知识阶层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国民和社会精英只能在现代政治实际运作中学会现代政治。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从天而降。现代政治制度是逐步生成的。清末民初政治制度变革失败，不等于这样的思想积累没有意义。”

三、章士钊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章士钊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除了政治、法律与和谈使者之外，在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引人注目。

（一）交友遍天下

多才多世、特立独行的章士钊，一生经历了晚清、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时代，是20世纪最杰出也是最有争议的风云人物。章士钊晚年在回忆文章中曾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确实如此。粗略统计一下，章士钊与以下五个方面人士多有交往。

1、与辛亥革命“袍泽”们友谊深厚。

章士钊是同盟会组成的三家之一华兴会发起人，与黄兴是同乡、同学，两人友谊非同一般。他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与光复会首领章太炎是结义兄弟，早在《苏报》案前就以文会友，在共同的反清革命中建立了友谊。

章士钊是国内第一个宣传孙中山的人，他的《大革命家孙逸仙》曾产生很大影响，连孙中山这一名号也是由于在这本书中他将孙的本名与化名混在一起而以错成真的。孙中山曾称赞说：“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
对为辛亥革命牺牲的蒋翊武、赵伯先等人，章士钊怀有深厚感情，后来有专文纪念。对新中国成立后远在台湾的于右任等人，他一直记怀在心。

2、同北洋军阀政府各派大多有往来。

北洋军队的创建者袁世凯与章士钊岳父吴保初是世交，袁曾得到吴家的提携。但对大是大非，章士钊态度非常明朗，他没有为袁世凯所用，也没有出任袁世凯委任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对袁的后人，章士钊不忘友情，曾给予其子袁克定生活关照。黎元洪曾资助章士钊出洋考察，二人是无所不谈的朋友。另一北洋权贵段祺瑞，则与章有知遇之恩。段出任临时执政，就是由章出的主意，章也担任了段执政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与清末重臣岑春煊友谊也非常深。

曾受孙中山、黄兴之托，做岑春煊的工作。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又明日，吾与西林纵谈天下大计，语无不合。”以后，他又到岑春煊广东讨袁军中任秘书长，相处十分融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一道逃到了日本时，孙中山指着他说，我革命不成功，是因为你不肯帮助我。并说：“行严左挈西林，右携黄克强，二力见辅，吾何功不成。”

同北洋政府最后一任首脑张作霖，因张的参谋长杨宇霆同章是留学日本的同学，章士钊曾为李大钊的事，托杨从中转圜。而同张的儿子张学良，感情非常之好。张学良曾邀请章士钊担任东北大学委员兼文学院院长，东北大学校刊刊头都是请章题的字。“九·一八”后，章又受张学良之托，拿着张学良的万元经费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为张学良做联络各方人士的工作。

3、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感情深厚。

党的开创者南陈北李，早在章士钊主办《甲寅》杂志时就结下了友谊，二人都曾是章办报的主要助手，陈独秀后来所办的《新青年》中的作者也多是当年《甲寅》杂志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章士钊也就没有后来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同毛泽东，章士钊则与他有着特殊的情谊。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是章士钊长沙东乡的小同乡，又是留学日本、英国的同学，章曾应杨的要求资助过毛泽东、蔡和森等留法勤工俭学。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不避鲁迅痛骂章为“落水狗”之嫌，待章士钊为上宾，经常宴请在家中。同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章士钊也多有往来。

4、同文化界名流往来。

章士钊的本质是一个文人。胡适称赞他为“同是曾开风气人”。与同时代文化名流如胡适、鲁迅、张恨水、高二适多有往来。他们之间的恩怨是非，并不是个人意气，从中可以窥测当时社会风气，文化人的品格。章士钊主办的刊物都设有通讯一栏，特别是《甲寅》周刊，与章通讯的文化人真是不少。全国解放后，章担任国家文史馆馆长，凭着这一有利条件，章士钊为全国各方面的文化人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5、与其他人物的往来。

章士钊与人无争，无论当权者，还是贩夫走卒，都可相交。胡适曾以“我的朋友”博得美名。实际上章士钊才可真正称得上朋友遍天下。他一生足迹海内外，与各种人士都有往来。如曾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后又为蒋介石重臣，最后投靠日本，与汪精卫一道成了汉奸的周佛海，因其岳父与章士钊是老乡、朋友的关系，章士钊曾死力为其辩护。同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更是感情不同一般，两人在重庆时，同吃同住，“一日不得见，问讯不辞烦”。在章士钊作为和谈代表去西柏坡前，杜月笙还委托章向毛泽东探听虚实，有留在大陆的意向。只是毛泽东表示，“账，一定要算的”，杜才毅然南下香港。

社会党党魁、著名哲学家张君劢本来是章士钊的老朋友，在重庆时，就是他将章引见给蒋介石，并在蒋的赞许下出版章一生心血《逻辑指要》这一专著的，张还为章著写了序言。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君劢后来到了海外，拼命反对共产党，指责新中国。在《章孤桐南游吟草》中多是怀人之作，惟独对张提出严厉批评。
章士钊与海外名流也多有往来。
1921年初，章士钊得到总统黎元洪的资助，前往欧洲考察。由于经过多年的政治风风雨雨，他对早年迷信的西方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要寻找一条治国之道。因此，他首先到了他曾留过学的英国，拜访了萧伯纳、威尔斯、潘悌、华徕士等人，向他们请教“救治中国之道”。

此外，章士钊还同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通过信，并写有不少介绍西方心理学的文章。

综上所述，章士钊真是交友遍天下。

（二）开一代文风

章士钊多才多艺，独领一代风骚。他曾办过不少报刊，最有影响的是受黄兴的委托，创办了享誉海内外的《甲寅》杂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南陈北李”都加入了《甲寅》杂志社，成为章士钊的主要助手。

胡适后来所著《五十年中国文学史》中认为章士钊的议论文，是从桐城派出，又受了严复、章太炎的影响，既吸收多家之长，而没有他们之短：“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

曹聚仁则明确指出：“我在大学教课时，曾与学生们谈《甲寅》文体。何谓‘《甲寅》文体’？《甲寅》那一群文士，除了章老及黄、李二氏之外还有李大钊、高一涵、陈独秀、张东荪等，有人称之为‘逻辑文家’。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之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罗家伦语）。”

可以说，正是章士钊所办的报刊以及他所写的大量文章，开创了一代文风。

对于章士钊开创的一代文风，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湖南人陈子展说：“迨章士钊的《独立周报》、《甲寅》杂志先后出世，时时和梁启超论难，和一般谈政治的人论难，还时时批评当时政治的现象。谨严的政论文，因之发展至成熟了。也即是近代文言散文‘新文体’的成熟。”“章士钊曾留学英国，读过一些政治法律的书。又好研究逻辑，又曾著过一本中国文法书《中等国文典》。他的文章既有学理做底子，有理论做骨格，有文法做准绳，又据他自己说，他好峻洁的柳文，故他的文章很为谨严莹洁。”并指出了新文体的特点是求实用而去空谈、文体的解放、文字渐渐通俗化和文法的讲求。“给后来的白话文学运动作为先驱，我认为这一步功夫也是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不必菲薄这种古文家。即如章士钊在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中，何尝没有重要的贡献？”

（三）终生坚持文言，是国学的坚定保护者章士钊曾多次留学国外，系统接受过现代理论与西方先进文化。但作为炎黄子孙，他从骨子里重视传统文化。对“五四”时期主张白话文，坚持新文化运动的人更是看不起。他本来与梁启超关系很好，因梁后来赞成新文化，主张用白话文，为章士钊所鄙弃。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主要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是他早年的朋友，从个人恩怨上说，完全可以站在同一战线。正如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一样，对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他持坚决的否定态度，终其一生，坚持文言，使用文言。晚年著《柳文指要》，也是用文言写成。这种一生不改变的主张，除了传统思想外，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反思“五四”运动，不少人认为，当时人们片面主张白话，把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实际上有着全盘西化在其中作怪。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革文化的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如从这个角度来看，章士钊的坚持文言，不能说没有其道理。在他去世前夕送给侄女的《柳文指要》扉页上曾写道：“叹息吾家能读此书者，已无几人，曷胜慨然。”这种感叹，何止是对章家而言，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所说，这可能就是他坚守文言阵地的苦衷吧。国学热的今天，再来看章士钊的这些做法，充分显示了湘学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