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大学的发展回顾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西方式大学逐渐在中国落地，我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为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公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尔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相继创办，不过当时的办学方针，还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立、私立、教会大学如雨后竹笋迅速成长。公立名校有清华、北大、浙大、交大、湖大、武大等，私立名校有南开、厦大等，教会大学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
正如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的那样：“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民国时期，是一个新学和旧学碰撞、中学和西学融汇的时代，老师既有传统文化功底，又有西学修养，于是一大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师涌现了出来，如梁启超、钱穆、陈寅恪、竺可桢、胡先骕等。
当时大学教授待遇很高，月薪为400-600元，而普通警察月薪才2元，县长月薪才20元，聘用也是唯才是举，象陈寅恪、钱穆、金克木等没进过大学的人也可以教大学。名师自然出高徒，民国时期虽然战乱不已，但是还是培养出了很多大师级的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俄为师，先是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全面建设理工科，后是文革全面打倒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也全面打倒中华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后，在传统文化一片荒芜的基础上，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恢复高考，恢复大学，全面接轨西方高等教育。而1999年开始的“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大学扩招运动，更是实现了大学建设的大跃进。
据2016年4月7日教育部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大学生在校人数达到3700万，居世界第一。全国各类高校达到了2852所，居世界第二。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相比，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超过了310倍。
二 对当今中国大学的评价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面对如此井喷式的大学发展，邓小平的这句话得到了充分验证，但我们在庆贺这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我们当前的高等教育除了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之外，在质量上，还无法与西方相比，也无法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可以说是肥大而不强大。
比如在西方标准的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上，我们至今也只有一个屠呦呦获奖，还是依靠老祖宗的中医药，这与至今两百多个诺奖获得者的美国差的还不是一个量级。
比如我们的传统教育至少在近代培养出了毛泽东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人物，而往前数，圣贤则更多了，而我们当今拿得出手的大师有吗？
我们当今的大学，高楼林立，蔚为壮观，西装领带超短裙，师生装扮都十分新潮，空调电视热水器，校园就是五星级的家，可从校园内部看，在华丽的外表下面，则是“洋不洋，土不土”，在全国人们眼里，很多校长不象校长，老师不象老师，学生不象学生，丑闻不断，恶事多发。
在校长方面，堂堂清华大学的校长，竟然认不得自己要送给宋楚瑜的字，洋相全球直播，而南昌大学的校长，竟然受贿二千万，并有六个情人，湖南工大的校长受贿，还包养女大学生。
在老师方面，有些无知，被社会戏称“砖家”，有些还缺德，被社会戏称“叫兽”，其中有公开支持卖淫嫖娼的，有高调宣称“换偶无罪”的，有潜规则女研究生的，有女教授色诱男博士的，至于那些被自己的学生叫作“老板”的导师们，那还算是有所作为的。
在学生方面，我们看到北京外语学院的女生在搞“阴道独白”，自动安全套销售机也摆进了校园，每逢周末，校园门口有大批老板开着豪车在等自己的小情人，这是色情的一方面，在暴力方面，则有大学生杀室友、杀母亲、杀异性朋友的恶性事件上演。而所谓的奋发向上的大学生，则是以西方成功学为指导，思量如何去谋求官位、财位、名位，也就是钱理群教授形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而从校园外面看，一批批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后，一大批啃老族出现了，据统计，约占城市年轻人的20%，同时一批雄心勃勃、眼高手低、幻想一夜暴富的创业者CEO出现了，一番高调后就消失于江湖，当然也有一年换三、五个工作的拼搏者。
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对应届毕业生的感觉是，“不会做事，也不会做人，打游戏却是高手”，总会感慨说“应届毕业生，真的不能要啊！”。而工作后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几个月的上岗培训，比我在大学四年还学得多啊！”。
从这些感慨中，我们的大学给人的印象是，既没教会人家做人，也没教会人家做事，更不幸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进了大学反而学坏了。芮成钢、马蓉、林森浩不是活生生的例子么？而十八大以来纷纷落马的贪官，很多不是硕士、博士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可我们现在的大学呢？套用企业管理的术语，则是上品很少，良品不多，次品一大堆，废品也不少，还有数目可观的危险品，数量世界第一的光环，也无法掩饰“绣花枕头一包糠”的难堪。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我们的“三个面向”中，没有面向传统，是全面接轨西方而邯郸学步、背离了中华传统的“大学”之道而造成的。学生学生，第一，没学懂人生的意义，第二，没学会生活的艺术，第三，也没学会生存的技能，于是文凭的含金量越来越低，人们越来越不满意。这样的大跃进式的大学建设，到了迫切需要反省的时候了。
三正本清源：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按照传统“士农工商”的划分，士主要创造精神文明，农工商创造和流通物质文明，因此高校也应该分为两种，大学和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专业培养“农工商”实用型人才，而大学则培养“士”，“士”中可以产生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企业家、大科学家、大教育家、大文学家。按照这个划分，现在很多的大学其实不是大学，而是职业院校。
对于职业教育，在中国古代是不要进入学校学习的，找个师傅，跟个两三年就会了，而现代职业教育，把学生关在教室里，由一班从来没有进过企业的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混个文凭后，再由企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重新培训技能和职业道德，这不是很荒谬么？
农业大学不设在农村，工业大学远离工厂，商业大学远离市场，学生课程一大堆，“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尤其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要学英文，还要搞个四级考试，于是乎，读十几年书，学了一桶水，用不到一碗水，就业后，堂堂一个大学生，其竞争力还不如一个初中学历的学徒。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毛主席的这些教育思想如果能够落实到职业教育中去，完全可以纠正当前大学毕业生不能“做事”、还要企业“扶上马送一程”的弊端。
当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中心之国，培养些“打豆腐、发豆芽”的能工巧匠当然是必要的，因为物质文明需要他们去创造，但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目标仅止于此，那精神文明谁来创造？大师从何而来？文明如何继承和开新呢？
当我们看到北大毕业生去卖猪肉，清华毕业生去做城管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叹我们一流大学的沦落，另一方面也无不感叹我们的大学走入了歧途。我们的大学本来是精神文明的创造中心，可现在不仅没有为物欲横流的社会注入清流，反而为之推波助澜，可谓斯文扫尽。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大学来个正本清源！
自从白话文运动以来，很多汉字词组被“旧瓶装新酒”，被西方概念覆盖，如“为民做主”的民主、“分科之学”的科学、“以文化人”的文化，等等都已变味，而大学也是如此。西方传来的“university”被中国人翻译成“大学”，这又是典型的“鸠占鹊巢”。
“university”的原意是“A
university is an institution where students study for degrees and where
academic research is done.”（大学是一个拿学位和做学术研究的机构），这样一个意义肤浅的词组，竟然把中华文化中博大精深的“大学”给覆盖了！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大学”可不是发文凭的机构，《汉书·礼乐志》云，“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这里的大学是指“大人之学”。
而何谓大人呢？《易经·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与天地合其德”的意思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是天地无私的德，天行健，地势坤，这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德，因此，大人是大公无私的、是自强厚德的。
“与日月合其明”的意思是，“日月中时,遍照天下,无幽不烛,故云明”，大人是有道的，如日月驱散黑暗一样，化解人心的愚痴和贪欲，给人心带来光明、温暖、希望。
“与四时合其序”的意思是，大人顺应自然规律，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次序安排农耕、养生、人事、教育，并规划好人生，合理安排好学习、生育、工作、事业的次序，并规划出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的有序人伦，实现社会和谐。
“与鬼神合其吉凶”的意思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就是吉，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凶，这是天道，大人懂得人道符合天道的原理，就能通鬼通神，以引导人们趋吉避凶，把握好自己、家族、国家的命运。
可以看出，所谓的大人，就是圣人，而比大人次一点就是贤人，比贤人次一点就是君子。而大学是什么呢，大学就是通过学习做大人、做圣贤、做君子，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圣贤。
大学的体系就是曾参所说的大学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步骤就是大学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目的核心教材就是朱熹手订的四书五经。
这才是中国意义的正宗的“大学”，最初是“格物致知”，这个“知”不是我们现在的数理化，而是人心的“知善恶”，学习的目的就是感悟天理，返回良心，成为一个圣人、贤人、君子，学成之后，把善恶、义利、是非分别清楚后，再去成家，然后立业、治国、平天下。
在这个大学体系中，老师的作用很大，韩愈的《师说》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传道放在第一位的，传的什么道呢？就是圣贤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古代，不管是秀才、举人、进士，还是博士，那可都是学究天人的通才。
而西方的所谓大学，其指导思想是唯物论，也是“格物而致知”，不过他这个“知”是通过探索大自然而发现其规律，而返回到大脑意识，这个意识跟善恶、是非无关。如苹果落地，就引发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后来随着分子、原子、质子、量子的发现，西方的“知”则往物质的微观领域不断地深入，这样一来，就离人文越来越远，也就是孟子说的“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而与之相对的学位体系，也是名不副实，博士比硕士的领域更狭窄更微观，这个“博”不知当年怎么翻译的。
可以看出，西方的“知”，跟人文、道德无关，纯属器、术层次，这些科技如果合理利用还可以造福人类，如果被人心败坏的人掌握，就会祸害人类，原子弹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西方的科技跟道德无关，自然培养不出圣贤君子，因此西方大学只能算“小人之学”。
不过这还是其次，最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人竟然把这些自然规律应用到人文领域，把人看成了物质，比如他们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却搞成了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规律，把水变成水蒸气搞成了质量互变规律，把“幻想中的猴子变人”搞成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搞出一套社会发展的五个形态，于是乎中华文化的五伦、道德全面瓦解，另一方面，他们把人体也看成机器，于是乎博大精深的中医也瓦解了。
若论西方大学对我国的影响，只要看看那么多留学生的作为就可以了，在科技领域，这是西方的强项，留学人员回国后还是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两弹一星，可是在人文领域呢，则是乏善可陈，基本上可以全盘否定。
比如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无不是留美派带来的西方民主造成的，而井冈山的留苏派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内战时期，国民党的留美派、留日派也只能打败仗，即使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留学生也没创办过什么大企业，大企业家都在学毛泽东，当然也没出现过什么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留学生在人文领域碌碌无为还是小事，不幸的是出现了很多亵渎祖先、亵渎文化、亵渎民族的败类，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也没断过，挟洋自重，成为美国鹦鹉，几乎把优秀传统文化毁弃殆尽。
总结来说，西方大学的长处在于科技，可以培养专家和工匠，这点当然要学习，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一颗星星，而否认月亮的光辉啊，中国的大学是个培养大人、通才的体系，二者不在一个层次上。而集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的全才毛泽东，不是中国的“大学”体系里培养出来的吗？
四 结语
正如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文联作协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而在上个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也早已预测，未来挽救人类的只能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这么优秀，在百年的花果飘零之后，那靠什么去传承和光大呢？当然靠中国教育！而不是西方式的现代教育！
当今中国的大学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大学”，从理念、体制、教学上，我们都需要进行调整和矫正，西学东渐的时代可以休矣，东学西渐的时代开启了，中国大学，自然要用中国表达，体现中国精神，如此才是中国梦，我们期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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