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宋朝的书法家，人们都能说出“苏黄米蔡”，苏是苏轼，黄是黄庭坚，米是米芾，只有这个“蔡”略微有些争议。有人认为是蔡京，也有人说是蔡襄。为何会有这种争议呢？其实这和以道德评判一切的思维有关。
蔡京（1047年——1126年）字元常，蔡襄堂弟，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徽宗时拜尚书做丞右仆射。曾四秉国政，天下目为“六贼”之一，善书，用功甚勤。在宋四家中“苏、黄、米、蔡”中其实当中的”蔡”原指蔡京。后世恶其为人，才换上蔡襄的。这说法是有道理的，蔡襄比苏轼大25岁，属于父执，师长辈，应居四家之首，进居其末，显然非宋人的原意。蔡襄为传统派，苏、黄、米是尚意派，放在一起，也实在不伦不类。不过，蔡襄作为传统书家，他是主流书法代表人物，在当时影响很大。《宋史》本传说他“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欧阳修说：“苏子美兄弟后，君谟书独步当世。”苏轼也推为“本朝第一”。可惜蔡京为士林所不齿，如依据不因人废书的原则，李斯、赵高、蔡京、秦桧在书法史上也应该有一席之地。
蔡襄（1012年——1067年），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学识渊博。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分，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
蔡襄
蔡襄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曰：“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
《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 “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
蔡襄书法，师承晋唐。其行草多取法魏晋及二王，楷书则出于颜真卿。对蔡襄书艺，历来评价甚多。黄庭坚认为：“君谟《渴墨帖》仿佛似晋宋间人书，乃因仓卒忘其善书名天下，故能工耳。”“君谟真、行简札，能入永兴之室也。”蔡襄的行书多法魏晋，谨小慎微，恪守传统，由其行书《脚气帖》、《中间帖》等即可见得。因此启功先生指出:“蔡襄……行草书手札宜若可以舒展自如矣，而始终不见自得之趣，亦不成其自家体段。”
蔡襄
如果说蔡襄在行书方面是以对传统的继承为主的话，那么，他在草书方面却有所创新。沈括说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蔡襄的楷书，虽也如颜书那样，精研点画，严守法度，但相较其行书而言，则更趋保守。所以当苏轼认为“蔡君谟为近世第一”的同时，也指出其“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坡公论襄，此当为是。现代书法理论家侯镜昶先生说，“宋人学颜，当推蔡襄为第一。然蔡书虽佳，终不脱唐书流风。真正的宋书，乃为苏黄米所开创。”这些说法与米芾说的“蔡襄勒字”一样，也凸现了蔡襄书风的乏“意”，未能彰显个面目。
蔡京的书法师承，正如其子蔡绦所言：“始受笔法于君谟，既学徐季海。未几弃去，学沈传师，及元祐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其后又厌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大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由此可以看出，蔡京的书法师承是由近及远的，即从本朝蔡襄入手，上溯唐代名家（徐季海、沈传师、欧阳询），然后直追魏晋（王羲之、王献之等）。在学书道路上，蔡京数易名家，但都对自己不满意，于是，干脆跳出旧辙，“自成一法”，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遂为海内所宗焉”。这也可说是蔡京尚意书风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所以，相较于未能融入宋代尚意书风的蔡襄而言，蔡京则能顺应时尚，着力创意。如果以蔡襄的《脚气帖》和蔡京的《十八学士图跋》两相对照，便可看出，蔡襄风格仍旧是“二王”一路，甚至在用笔、结体等方面，都与二王有惊人的相似，因此循古较多，创意很少。蔡京则不然，他对书法意境的感觉似乎已经很明了：其字以外拓为主，其势以豪峻显露，将“力”与“势”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因此,两帖所表现出来的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个人风格：蔡襄是“法”重于“意”，“含”胜于“露”；蔡京则是“意”重于“法”，“露”胜于“含”。
当然，蔡京的书风虽属尚意，但并不是说他彻底摆脱了二王遗风。其实，不论在面目和形象上，还是在气质和内涵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都能发现魏晋风度对有宋一代尚意书家风格的影响。从此也可看出，尚意的宋代书家，也并非全盘抛弃传统，摒离晋韵。比如刘熙载在论及宋人对书法艺术的理解时，便指出“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这并不是说黄山谷未能跳出晋人尚韵的窠臼，没有彰显自己的个人风格。恰恰相反，他是师古不泥，化古为今。宋代尚意的书家们其实大都是以自己独出心裁的创意去理解和发扬书法艺术，并最终将个人的情感和理念融入社会书风的尚意大潮。就此而言，他们的创新，不仅仅是一种个体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群体意识———一种对社会历史的思考和艺术潮流的走向的默契。也因为有这些书家的积极参与，于是汇成了可与魏晋尚韵书风比肩的另一个书法艺术发展高潮。以此反视和审察蔡京的书法艺术，其成就应不只在于他能顺应时代潮流，融入尚意书风，更在于他对于书法艺术的自然理解和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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