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伏天以后，杨青村周围的山上，看起来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峁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生产队的前梁山峁的打麦场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草堆，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个人只能分到十斤八斤麦子，实在太少了。一家人一年吃不上几顿白面，谁都知道，白面好吃，可是谁有指望吃夏粮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粮食。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家家户户没粮吃，一个春天就靠国家拨的一点救济粮来维持生活。
一个种庄稼老农民不能为国家上交粮食，反要国家来救济，这像话吗？不管咋样，到了这个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急慌了。即使缺少五谷，自留地的瓜果蔬菜，已经可以填一些肚子了。紧接着就是大暑，这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太阳像火球一样，火辣辣地烤晒着大地。中午，杨青河里就泡着数不清的光屁股娃娃，在水里打水仗，玩泥巴，来回折腾。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社员们白天上山劳动，晚饭后不是开会就是学习，传达上面文件，抓革命，促生产等活动。但对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那便是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劳动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咋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好能出去讨饭了！至于经济收入就更不能提了，一个男劳力劳动一天，能评十分工，妇女一天评八分工，一个工投不上两毛钱的生产队多的是。多数生产队干一天才能投到一毛五分钱至一毛八分钱，好多人家一年到头干下来，连应分的口粮钱也挣不够，倒成了超支户。
每年阳历年这一天是农家人结算的分红日，家中有两三个壮劳力的人家，能分到七八十块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我分到红利了，就高兴的拿回家备年货去了。分不到钱的超支户，手中空空如矣，灰溜溜地回了家，唉，这今年这年可咋过呀。大集体没有收入，社员手里无有一分钱，好多人家穷得连买个食盐和洋火，灌点灯油钱都拿不出来。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事。
老庄稼人没吃的，没烧的，没穿的，没盖的，有时连做鞋用的一些针头线脑鞋面布料都买不起。因此，妇女们在做鞋时都下了很大的辛苦，多数都做实编纳鞋，而且用麻绳圪瘩前包头后包掌。那时候，国家没提倡计划生育，因此每家每户孩子多，多数都是三四个，四五个，还有六七个，都是很正常的事。加上小夫妻俩，还有老人，一个妇女负担六七口、七八口甚至十几口人的鞋袜。乡下人爬山上洼去干活费鞋，每人一年至少得三双布鞋，而且还要缝新补烂。衣服上，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的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磨破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的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女人们干了一天的农活，收工回到家里，还要做饭洗锅喂猪鸡，完了，将吃奶的小娃娃安顿睡着了，才能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开始穿针引线做针线活。
大哥当村支书后，看到妇女们辛苦，就召集大队党支部会，和高海周等几个支部委员们商量的给村里办起个缝纫社，为妇女们解决针线活的大难题。缝纫社办起之后，选了几个针线能手来掌管。缝纫组的妇女们根据每天缝补衣服和纳鞋邦子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加多的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的欢迎。尤其是妇女们都高兴地说，还是康支书想得周到，把我们妇女们从针线活中解放了，再也不用连夜坐下熬油点灯纳鞋帮子了。
妇女们得到了针线帮助，个个发自内心地拥护康支书，支持他的工作，大家齐心合力来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
1964年，全国开始了农业学大寨，起初只是学习队长召集社员开大会。记得当时黑鸦鸦坐了一窑人，炕桌上的小煤油灯冒着一股股黑烟。老农们不停地卷着喇叭筒子老旱烟抽着，窑洞上空弥漫着烟雾。这是非常熟悉的气味，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旱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老农们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到油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一支，你一支，他一支，不断的吸着。窑洞里到处弥漫着烟雾，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壁上晃动着，四下里闪着喇叭筒烟的火光。
大哥坐在炕桌的煤油灯下念着农业学大寨的文件。大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见过，只听文件上念的，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改天换地，修造人为的平原等等。干了一天农活的社员们，早已筋疲力尽，靠在土墙上丢盹纳梦的，甚至有的人已打开了鼾声。学习完后，让大家讨论一下。大队长高海周喊一声，不敢睡觉，学大寨的文件哩，看如何大干哩，你跑来睡觉来了！赶快起来，大家讨论，讨论看如何去做。
人群终于歇了鼾声，不紧不慢地答应着，然后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讨论着文件上那些条文。接着高海周大声说，我们村也要学习大寨人民吃苦精神，整好七沟八梁一面坡，大干快上来改造我们的山河。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精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有。大哥说，那就好，今年冬季，村里就开始修田造地准备大干一场。人家大寨人民能做到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社员同样也能做到。大家都说有康支书领头，绝对没麻达。我们都有一双勤劳的手，只要大家能吃苦，啥事都难不倒我们。大哥高兴说那好，只要大家有决心，我就放心了。
接着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老三篇》、《愚公移山》），生产队长领着大家背了几遍为人民服务中的一些文章后就散会了。
当年冬季开始修田造地，修梯田打坝，使一些缓坡地得到平整，对后来粮食增产起到了一定作用。到了1968年，“文革”期间，召开的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便一哄而起，全县自上而下，不时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改变山区落后面貌，治山治水。当时提出的极左口号是，以阶级斗争为钢，人有多大胆，地能修多展等各种骇人听闻的标语。口号写满了田间地头，公路两旁到处张贴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
吴起县城除过遇集的日子，平时县城的各机关很少能找到办公的干部。他们每天上午都纷纷扛着老镢头和铁锨，戴着草帽，到城外的山上修梯田去了。农业学大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每个单位都有修地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评。下午各机关又通常都是政治学习，一周最少也得占四个下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署名的重要文章，要求大家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子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县上中学还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奔赴各公社大队去搞宣传演出……
到了小寒前后，内蒙古草原的寒流就向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的看不见任何的一点绿颜色了。大小河流全部被冰封盖着，在城市和村落上空，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过冬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山羊皮袄。路上的行人筒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待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在这时候正进入了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根深叶茂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改变中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
在那大干的年月里，社员天不明上山，到半夜才准下山，提着马灯搞夜战，工地上规定十不准：不准说话，不准生病，不准请假，不准抽烟大小便。社员不如劳改犯。公社干部说，要怕冷就拼命出力流汗呀。每天每人十五到二十个土方，完不成任务就不准下山。当时有个口号，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大干直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动手。从山上回来已经半夜了，人们吃了一碗粘饭，妇女们把孩子吊在奶头上，倒头就睡。睡得就跟死人一样。不是婆母喊叫的快，差点把儿子给捂死。
我们姑且不谈论这些行为的实际价值，仅就这种倒山改河的气势，你也不能不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精神而惊叹。当你看见人们像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一座座大山啃掉，或者像做花卷馍一样，把梯田从山脚一直盘到山顶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把一道道河流，整个地改变方向和地方的时候，你咋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愚公而深受感动呢！他们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就这样一锨一镢地倒腾着山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
吴起县是延安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其他县先走一步。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早就在去年十一月份就掀起来了，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显赫的成绩。地区报社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初要在县上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时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都要来参加哩。县革委会主任马德明，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工作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县革委会下面的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各项工作。杨青大队又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之一，因此，这段日子里，大哥和大队几个支委也忙得团团转，为现场会准备发言稿等。
没几天，县委书记刘尚玉，与县委会副主任王有成，去城关公社杨青大队这个农田基建先进社和大队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城关公社杨青大队和金佛坪大队这两个地方。
忙碌了几个月，到了元月初，农业学大寨的现场会终于在吴起县庙院隆重召开了。省、地、区、县革委会负责人分别讲了话，然后分别参观了杨青和金佛坪两个大队农田大会战。两个大队赢得了地区的好评和表扬，并奖励了农业学大寨先进模范的旗帜。不久后，这两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光荣地出席了延安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我的大哥被评为先进个人，并受到表彰。
不久之后，省上给吴起县农牧局拔了3000元经费，县上决定把这笔钱奖给被省上评为第一名的杨青大队，以此支援农田基建，提高社员学大寨的信心。收到这笔钱后，大哥兴高采烈的立即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协商这笔钱的安排。大家畅所欲言，高海周首先提出干脆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当时售价将近3000元。这笔钱正好能买一台。有了拖拉机，能往川台地送粪，往回拉庄稼。有一部分社员也说对着哩，买上能拉川台地庄稼，送粪肥，确实很有用的。大哥说高队长提出这个建议也对着哩，可咱们眼下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我谈一下个人的打算。大家都不说话了，看他有何想法。大哥说，我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哩，这多少年来，我一直考虑这个碾米磨面是个大难题。我们人老多少辈子，一直都是用古老的石碾磨套上毛驴，人一圈，驴一圈，半天也磨不了二十斤面。遇上农活忙的季节，毛驴驮着黑羊毛口袋，往山上送粪，抽不开，那就得人抱着磨棍去推磨。本身我们农村生活就苦，遇上妇女生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太辛苦了。咱们就在这方面动动脑子。我想，咱们办一个米面加工房，主要是为妇女们着想。妇女们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在油灯下给一家人缝缝补补，鸡叫还要起来碾米磨面，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假设我们办起了米面加工房，一台机器只要用一个人来操作，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晚上也不要起鸡叫，睡半夜，推磨碾米了。我前两年去富县张村驿看到人家村子里开的磨坊，那个磨面机真厉害，十几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的磨面的活都干了，而且磨的面又细又好。磨面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其余的时间也可以对外大队开放。磨米面收一点费，可以来维护柴油机烧的油和磨损费的一切花销。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这样妇女抽出时间，参加劳动，考勤多了，得到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决了妇女劳动力，又解决了村里人常年人抱磨棍的苦了。大家听后，都觉得这个主意再好不过了。连高海周都说，我咋没想到办米面加工房。
大家意见统一了。因为那时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要运东西，要驮着粪往山上送。那时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们经常为使用毛驴争吵。如今能办起个米面磨坊，那太好了，还有什么不同意的。在那个年代，要知道，这些新发明出的农具，对一个生产队是何等的重要，多么的金贵！
支部会决定后，大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高海周。高海周高兴表态，没嘛达，一定完成任务。一个星期后，高海周带了两个社员，从延安柴油机厂买回来一套机械设备，叫柴油磨面机。碾米机安装好后，消息传开，全村的人高兴的纷纷跑去观看，这磨面机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机子开了，社员们都拥挤在磨坊门口，争抢着看着这个新发明的机子是怎么来碾米磨面的。操作员熟练地插上发电机，一会儿工夫，就能磨完百十斤重的一口袋糜子，还有一口袋麦子。两个机子轰轰隆隆地响，麦皮和糜糠各走各的渠道，不到一会工夫，搬下电闸，机子不动了。打开口袋，多半袋金灿灿的糜子黄米和一口袋白唰唰的白面。乡亲们高兴的个个拍手叫好，说这机子太好了，不用浪费人工，可把我们妇女给解放了。这机子承担了全大队社员的碾米和磨面工作，同时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们只要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工夫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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