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写作课

      疫情中最容易断供的是书和茶。缺书是因为要看纸质、横版的中文书，缺茶是想喝福建的好岩茶。缺茶的办法没想出来，缺书倒有一法，很久以前丰子恺实践过：把读过的书放在箱子里封好，隔一年半载拿出来，重读，直宛如新书。

      去年冬天回国时带回整套《沈从文文集》，隔过一段时日不看，重新读《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感觉字字句句如敲在心坎上一般。语言是有韵的，即便去掉格律的限制，写得好的白话文依然如琴之有韵，水之有声。人的官能参与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对音乐外行，听歌剧时严重依赖字幕，没有字幕，能听，感动程度差了很多。可能在感知世界的时候，我更多依赖视觉。但在读沈从文散文时，那些文字唤起的，不仅仅是眼睛所视和内心所感，竟仿佛耳边不断有音乐婉转低回，到一句末，那几个字写上去，刚刚好在文字的韵上圆满地结住，就像音乐的一个小节，到此收尾。余华有一本书《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文字与音乐，也许在意境、内在韵律和节奏上真的是相通的，大师举重若轻，让阅读的如听音乐，听音乐的如读巨作。

      这只是官能上的感受吧，并不是我要说的。

      我要说的是重读过程中，发现自己结结实实上了一堂写作课。

      沈从文的散文乍读时会很迷惑，觉得作者的写作没有边界，完全不见收束之功。散文并不好写，小说有人物、情节，散文没有。律诗有天然格律要求，散文没有。散文似乎像一个散漫的筐，什么都装得，但正因为散漫，装什么、怎么装，都成了难解的问题。而且在装的方法上，可用的工具极少，篇幅有限，介质有限，但在表达的高度和内涵容量上，要堪与小说比肩，这是很不容易的。梭罗的《瓦尔登湖》写得很紧实，无旁逸斜出，通篇读下来，会觉得有针插不进般的紧实。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和做法，但是怎么也不能否认，无论思想、结构和文字本身，都收束得很紧实。沈从文的散文全不如此，让人觉得仿佛一直有个人在跟自己闲聊，聊聊见闻，聊聊经历，聊聊风土人情，会觉得一切皆散。说的人似乎说的天上地下，听的人也听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般万般无着落。可是，等说的人说完了，听的人会忽然发现自己不只被感动了，在回味中开始有泪有欢笑，也会蓦然想问问自己要不要改个样式活着，以前的样式是什么，以后的样式又是什么？人在无知无识中生到这个世界，要怎样经历，又要怎样告别？那个散漫地说了一大堆的人，后半生紧紧闭了口，只能自己去想，去追忆，去求索。

      这还是在讲沈从文文字的效果。前段看歌剧课程，里面有一段访谈，是哈佛讲歌剧的教授和一个歌剧导演的访谈，导演说，观众会在一个情节或者一个唱段里落泪，但是演员却绝不应该在那个时刻悲痛欲绝，他（她）只是要去做恰当的表演和演唱，冷静地洞视悲剧的推进、发展，直到高潮。这大概说明了陈述的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

      怎样才能到这样妙至毫巅的境地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没有答案。试了很久，也没有效果。但《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给了我一些新的线索。

      我们为什么写？也许小时候不写不行，因为没法儿考试。可更多的时候，会不会就像我们有时想唱个歌，想画几笔画？母亲喜欢唱歌，小时在她干活儿的时候，经常能听到她唱。我一直记得她唱过的一首歌，但后来没有查到，怀疑是她自己编的。“门前种棵小桃树，转眼过墙头，妈妈别担忧……”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首歌极美，在我无法和她团聚的2020年，想起这首歌，就会觉得很温暖。我们的写，大概本意上就像母亲的歌。在生活中来，在生活中存在，在生活中表达，最后可以在生活中怀念。我们写，是因为生活给了我们这样那样的经历、感受，这朝朝暮暮的时日总归要带走我们，在世界上不留影迹，可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感，并不会和我们一同归入尘土。就像我们在这世间唱了一首歌，声音即便消逝了，它还是会以某种方式存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是生活本身。我们借由文字，借由歌唱，离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更近了一步。

      在这个意义上，文字是发于心的，发于表达的强烈愿望，不吐不快，不写不行。就像某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想唱个歌。前段有个疫情中去武汉救治重症病人的医生做讲座，讲到他们抢救一位80多高龄的老人，老人是小提琴手，在九死一生之后，有天黄昏，在病房里拉了一首“何日君再来”。医护人员拍下了老人逆光的照片，人生大界生与死，生死之外，还是有些别的什么。这些，是老人的音乐，也是写者笔下的文字。

      也许这些说明了文字之所从来。

      还有一个命题，文字向何处去。

      我们可以把文字想象成像排字间的工人所面对的方块字，要怎么把他们码起来呢？中国古代发明了很多种码的方法，比如有诗、有词，有骈文，有赋，还有盛下屈原不朽的《离骚》和《九歌》的楚辞等等。这些，就是文字的形式。我们要试着把对于生命鲜活的体验完整放到一种形式中去。沈从文没念过像样的学校，第一次见到白话文时，颇惊奇，最后总结，文言文就是往少了写，白话文就是往多了写。谈不到对错，每一个试着建造房子的人都会掂量一下手里的工具，和房子的尺寸，这只是对工具和尺寸的概念。他放了，成了。放进诗里，就有“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放进散文里，就有《湘行散记》；放进小说里，就成《边城》。这些文字的来源为一，形式各异，却每一种都放得刚刚好。

      我们教写作的方法，往往从一种文体开始，比如记叙文，或者说明文、议论文，这是先给一个形式。其实是不合逻辑的。民国时期的小学课本做得很好，就是小孩子，看花鸟鱼虫，看大自然，有时唱个歌，有时淋个雨，然后就直接写下来。不管写的押不押韵，合不合某种文体。这是最好的写作启蒙，培养孩子们观察和表达的欲望。自由写的时间越长，会越迷恋写作本身。因为写能予人的自由，超过了脚。脚有去不到的地方，写却可以把心底的山山水水，看个遍，走个遍。人在世界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是有限的，文字和表达，把这个限度无限放大了。写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疑问，为什么用散文表达这个就表达不好，不到位呢？也可能要换个形式，也可能要锤炼文字本身。就像能工巧匠，最后就是要练出袖里乾坤的本事。当然很多人成不了能工巧匠，练不出袖里乾坤，可是，可以练得很尽情，尽意。就像很多歌者未曾登过台，可唱过的许多歌，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在，歌便在。歌便是他，他也便是歌。生命就成了另一个款式。你说，这写的功能有多大呢！

      木心说，人会在阅读中找到自己的亲族。把读过的有限的书归拢归拢，觉得沈从文、周作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只是文字里的亲族，亦是很多方面的导师，拨动心弦，启迪思考。最后就会想，如果文字尚求一好安生处，这寄居在躯壳中的灵魂，要怎样安放，才是最恰当的安生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