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季羡林先生的哥廷根之恋

别了，季羡林先生的哥廷根之恋

      季羡林先生是否可称之为国学大师，目前学界尚有存疑。但称其为一位国宝级的大学者，则是毫无疑义的。他精通十二国语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留下《季羡林全集》等诸多文稿，可谓著作等身。

      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中外的大家，在婚姻问题上却郁郁一生，称之为爱情苦旅亦毫不过分。

      季羡林先生从小寄居在叔父家。一九二九年届满十八岁时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妇彭德华结婚，是典型的包办婚姻。一九三五年生下季承。他不愿与不爱的女人共度一生，但又不敢亦无力反抗这沿续千年的旧式婚姻，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出走。恰好这时有一个留学德国的机会。他适逢在彭德华刚生下季承之时出走，客观上给人以急于摆脱不爱婚姻之口实。就是这一走，给长大后得知此事的季承心里抹下阴影，从而为长达十多年的父子反目埋下祸根。其实，彭德华是个很好的女人，心地极其善良，一生从未对人发过脾气。无论对人、对季承、对季羡林以至整个家，她都是无可挑剔的。季羡林先生这一走，就是十余年。期间全靠他的婶母摆地摊、拾废品、替人看病的收入维持，这也加重了季承对父亲的怨恨。

      季羡林先生一九三二年考入清华大学西语系，一九三五年考取该校赴德国留学的交换研究生。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巴利文、梵文和吐火罗文。一九四一年获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回国。

      哥廷根是一个美丽的城市。郊外有着一望无垠的大山林。每到秋天，放眼望去，一片耀眼的绚丽色彩，从淡黄一直到深黄，参差地抹在秋林的梢上，给这座城市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就在这里，季羡林先生邂逅了德国姑娘伊姆加德，演绎了一段凄美的恋情。

      在季羡林先生住所的同一条街上，住着一户善良、好客的德国人家。男主人名叫迈耶，夫妇俩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大女儿伊姆加德金发碧眼、修长苗条、活泼善良，是一位人见人爱的好姑娘。他家有多余的房屋对外出租，季羡林先生的好友田德望先生就成了他家的房客。由于季羡林先生经常去探视好友，一来二去，就成了迈耶家的常客。当时的季羡林先生年轻英俊、身材颀长，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很得迈耶一家喜爱。

      季羡林先生与伊姆加德的走近，与他撰写博士论文有关。论文需要誊清或打印后方能交付导师。恰好迈耶家有一台打字机，伊姆加德就自告奋勇地替他打印论文。这一方面固然是她热情好客的性格使然，更重要的是，很可能这时她已经对才情横溢的季羡林先生产生了朦胧的感情。那期间，季羡林先生几乎天天都要去她家，两人的关系开始升温。据说有一次季羡林先生开玩笑地说，我是个穷学生，你打字的报酬可不要太高哟。伊姆加德回答说，我不要什么报酬，只要你陪我走遍哥廷根的每一个角落。自那以后，无论是雨后初晴的黄昏、布满落叶的小径、或是繁华的市政广场、抱鹅女郎的铜像旁，都留下了他们如影相随的行踪。

      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季羡林先生又留在哥城任教四五年，期间亦经常去找伊姆加德打印文稿。迈耶家凡有聚会，都会叫上季羡林先生。特别是遇上伊姆加德的生日，她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迈耶一家也总是把他安排在她的身旁。有意无意间已把季羡林先生看作了他们的女婿。季羡林先生也很喜欢这位德国姑娘。但他毕竟是位有责任感的青年，加上祖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他要对自己的妻儿负责。他必须果断地结束这段恋情。

      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对于两人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那天，当季羡林先生把回国的决定告诉伊姆加德时，她长久地沉默。当知道事情无可挽回时，大义的伊姆加德含着泪水打完了最后一页文稿。文稿的最后，多打了一排字：一路平安，但请不要忘记。

      季羡林先生离开哥廷根，转道瑞士。此间同伊姆加德有过几次通信，回国后就断了联系。一九八三年，季羡林先生重返哥廷根，曾去原址寻找。住在一楼的人家说没有这个人。其实，伊姆加德当时正在二楼。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重逢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

      一九九一年，八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一书中不无伤感地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据说，香港一位电视台女导演2000年在拍摄关于季羡林先生的传记片时，曾专程前往哥廷根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块洁白的桌布、还是那台银灰色的打字机。已然满头银发然而风韵犹存的伊姆加德还是单身。她说，一切都没改变，我还在等他回来。……我似乎还能打字。关于伊姆加德的下落，还有很多版本。不过，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笔者还是愿意相信这个版本。

      季承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冷漠，主要是觉得母亲受到冷遇。在其母去世前夕，父子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互不来往，时间长达十余年。直到季羡林先生去世前不到一年，他们才冰释前嫌。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令人唏嘘不已。季承向父亲磕了三个头，说：父亲，我向您请罪来了。父亲则哽咽着说，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我何尝不是天天想你啊。

      如果到此为止，事情也算圆满。孰料季羡林先生去世后，又陡起风波。季承一本《我和父亲季羡林.》的出版，又把季羡林先生推向了风口浪尖。公众所熟悉的那个宽厚、平和、博爱的长者在书中被演绎为孤独、无情、自私的形象。一个公众心中的偶像被如此颠覆，自然会引来舆论的抨击。笔者以为，他们父子俩隔绝十余年，加上季承临近父亲去世前夕才与父亲言归于好，可能引起舆论一些无端的猜测，故而写书以“还原事实”。但笔者以为不妥。一是季羡林先生已经为道义和责任，牺牲了可能给他带来一生幸福的异国之恋。纵然对家庭还有不足之处，作为血缘亲情，当以宽容为上，不可再去伤害逝去的亲人；二来家庭历来不是用来讲理的，而是只能讲感情的地方。

      季羡林先生一生孤独，家中的三只猫咪伴随他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生活给他关上了一扇窗，却为他打开了一道门。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他所挚爱的事业，这才有了我们所熟悉的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这是笔者多年前的一篇旧作，现发布于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