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单纯想知道意义本身就已经失去意义，写下这些文字本身就是意义。
文字给我的第一次触动，始于09年写小型回忆录《我的这十年》，夜里坐在课桌前慢慢体验组织语言讲故事的快乐。后来才发现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讲的精彩当然更好。从那以后，我没有停止阅读和书写，也开始变得孤独并享受着孤独，而这恰好是一种修行方式。大学期间，同学周末时牵着女朋友的手在梧桐树下散步，而我却选择在教室里面安静的阅读，现在想起来自己真是决绝。将情绪内化成坚定的心，别无他途。通过不断的积累，我的言语和行动发生了些许变化，说话逐渐平稳，几乎不掺杂情绪的波动，对外界出现的刺激不会轻易做出反应。沉默迟钝，看透世界，做小自己，尊重一切，不妄下结论，不浮夸心性。
这种感觉在读完《遥远的救世主》后，发生了更加深沉的变化，文字是导火索，而内心的变化可能早已悄然发生。丁元英的形象铭刻于心，我不是佩服他的才华嫉妒他的能力，只是看到了我对事情认知的影子，关于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存在与死亡，利益和人性等的认识。虽然到现在我还不能做到认知体系的自我良性循环，但是丁元英这个人物的形象圆滑、狡诈、沉稳、内敛、深谙世道却也狂放不羁，他是一个脱离生活实际又超乎人们想象的高度，建立一个独立的思想世界。被骗被骂甚至被嘲讽都可以宠辱不惊自如应对，不食人间烟火，却又包容世俗社会的所有丑陋。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是高度的唯心，我喜欢他的状态，喜欢他的洒脱和机智。明了万法皆空后，就可以不必执着于任何事物，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以平常心对待一切事物。这就是佛，这就是得道，这就是解脱。如果有机会，希望皈依佛门，尝试归零。
丁元英批判中国文化时说：“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对这个“靠”字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一个认识不到自己责任、不能履行自己责任的人，当然更谈不上认识到自己的独立价值、独立人格所在，也就只能期盼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只能把聪明才智用在种种破格获取的方式上。
所以中国人喜欢内斗，喜欢搞阴谋、耍手段，喜欢侠客，喜欢打土豪给自己分田地。究其文化根源，就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价值，没有意识到也不愿去履行自己的责任。一个没有个体独立人格、没有个人责任观念的社会，一个无法明确自己位置的社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社会。于是，强者豪夺、弱者欺诈，心黑者酒肉臭，良善者冻死骨，便为常态。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作为价值”和“人生价值”的关系问题。
丁元英在行为方式上流淌着德国文化的血统，但毕竟他不是德国人。德国人可以将作为价值和人生价值结合起来，实现了自己的作为价值，就完成了自己对原罪的救赎，也就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丁元英没有上帝，即使口中言说上帝，也不能有西方人对上帝的那种真诚信仰，所以，他的人生价值也不可能寄托在作为价值上面。因此，他在行为上能够理智地把“应然”作为准则，实现自己作为价值的最大化，但他的人生价值依旧没有着落，需要给自己的灵魂找个归宿。
什么时候人超越了动物而成为人的呢？可能是因为他学会了“不”这个字的概念以后，道家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这里面的二应该就是常说的“不”。比如我们的世界有一个地球，一个月亮，这个世界只有我和你，这些都是单独存在的东西。但是当人发现我不是以前的我，开始否定自我的时候，世界就变成了“二”，变成了否定。在学会否定的同时也具备成长的基本条件，以前的我不是我，现在的我同样不一定是我，未来的我与我没有关系，在这个简单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认识自我，评估自我，完成自我救赎，而此恰恰超越了其他生物。
何为道呢？丁元英和韩楚风在寺庙中的那一段对话，并不能说明他们有多么的高明，不能说他们有真实的超越，实际上两个人被掌握在作者豆豆手里的小泥人，相互间的对话和神态无疑是豆豆的杜撰和宣泄，用以表达道的存在。道既是规矩，即有所能，必有所不能，规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多年前我写下过改变世界的欲望，后来发现我总是被世界征服。人假如靠吃饭活着，那饭不叫饭，叫饲料。生存法则很简单，就是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忍是一条线，能又是一条线，这两者之间就是生存空间，如果我们真能做到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那我们的生存空间就比较大，这个市场竞争的确是非常厉害，胜负往往就是在毫厘之间，两败俱伤，如果你比他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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