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皖交界处，有条河水见证了一段历史。二千二百多年前的一场战役中，项羽便是在这里结束他三十岁的生命。从此便有了”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千古绝唱。一个古代的王为何被人如此怀念？因为当“天子剑”从他手中滑落的那一刻，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时代，一个在汉人社会中永远消失了贵族的时代。
楚汉相争最后的结局让黄河流域所崇尚的孔孟之道一个箭步踏上了中华文化的制高点，长江边楚辞的吟唱者们只得将自由浪漫连同身家性命一同缚入行囊，从此便不知去向。日本史学大家内藤湖南就曾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以隋唐为界的两个部分，他说五胡乱华之前的中国和隋唐之后的中国是两种中国。但我更倾向于将这把刀切落在汉——这个赐予我族名字的帝国完成了中华文化版图的大一统，却也将贵族们赶出了历史舞台。隋唐以降，科举制度完成了最后的扑杀，将以血缘维系的门阀贵族干净杀绝了。
这是一个契口，作者以此提到了一个很具启发性的观点：中国的贵族阶级消亡了。
无独有偶，几个世纪以后的一位建国者，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手一挥，又一次将权力的洪水淹过了长江。这位胸怀天下的伟人，心中所念的只剩黎明苍生。
贵族是足以和皇权制衡的力量。他们把皇室占有的社会资源挤压得很少，同时领导着主流意识形态。皇权在这样强有力的监督下是绝不敢胡作非为的。他们努力地提升自己修养，爱惜羽毛，把道德和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他们还不断改善着生产关系，以得到更稳定的资源和地位。它们是一个缓冲地带，当社会矛盾激化时，这个阶层总能比较好地调控和克制自己。（这也是西方历史上绝少出现像中国这样循环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他们不会轻易地允许暴力革命的发生，整个社会才不至于陷入疯狂。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个缺失贵族阶层（或者说是中间阶层）的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个缺乏自我约束和外部制约的君王轮回般走向覆灭。
古谚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好在，中国虽然没有了贵族，但还有人知道贵族情操的珍贵。可这些人也终将亡佚，最后的落脚点正是我的家乡——上海。或许慢慢找到答案了，为何这座城市如此迷人，却又饱受中伤；她的身体伤痕累累却带着贵族最后的余温。
思绪就这样追随着作者的妙语游弋，好像在一厢情愿地给他谱着和旋，他升一个调，我便不敢落下一个音。
此时，我的思绪又回到对上海的最初的记忆了。
我从小在城隍庙旁边的昼锦路76号里长大，那是我外婆家。外公是苏州一个唱评弹的戏子的儿子。外婆是从广东逃难来的“好人家”的小姐。命运让他们在这座城市相遇，又在这条弄堂里成了家。他们育有六个孩子，老五就是我姆妈啦。姆妈在城市另一头的纺织厂上班，要很早起来倒换3辆公交车。阿爸就会老清老早抱着我送我姆妈走到车站。然后等着买糖粥的老太将摊头摆出来，我们总是买到第一碗热腾腾的糖粥。吃完后，阿爸经常会有个娱乐项目，就是把我弃在九曲桥上，自己便躲在一边如同等着好戏开场一般。那时的我还不太会走路，只能踉跄地扶着九曲桥的栏杆哭得满脸鼻涕到处找他。至今他还会自鸣得意地对我说，“侬9个号头就会的走路了，侪是吾的功劳吧？”现在想想，这事也只能在那时，要换成现在，恐怕我早就被涌进上海的坏人们抱走了。
最惊险的一次是我趁大人们不注意，从老虎天窗翻了出去。顺着屋顶的瓦片滚啊滚，然后一头倒插在弄堂中间的阴沟里。当大人们发觉连忙跑出来把我从阴沟里拔出来的时候，我只是茫然地看着他们，也许是我还在回味之前自由翻滚时的感觉。经大人们“专业”的检查，最终达成共识认定我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这时我才哇地一声哭出来。我当时一定在想：长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从此我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哭作宝”，只要姆妈不在我就哭。要说还是阿爸有办法，抱着我去乘11路公交车绕着城隍庙兜圈子。随着那长龙车厢有节奏地摇晃，兜完一圈我准会乖乖地睡着。好在当时有月票，否则如此奢侈的助眠方式我家一定负担不起。
这些都是阿爸姆妈最常跟我念叨的幼年故事，虽然我已对那里的一切没有残存一丝印象（我想那次摔出老虎窗恐怕并不是完全没有后遗症的），这反而给了我更大想象的空间，且俱是美好的画面。每每回味时如饮甘饴；浮光掠影间红了眼眶。
我是如此地迷恋这座城市。这些才是我们这代人正宗的“摇啊摇，要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我叫外婆洋泡泡，外婆骂我小赤佬。”张艺谋他是不懂上海的。
不懂上海的何止这位大导演，还有两个名字始终让我很揪心——余秋雨、周国平。
余秋雨说自己在上海的居住是一种借住。他说：“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承受。”他的父亲、叔叔一生的苦难都与上海有关，他一生的荣耀更与上海有关。
周国平出生在上海一个最普通的家庭里，在这里他读完小学、中学。17岁时考入了北大，没想到这一走，竟是和故乡的诀别。后来他说“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从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尽管我讲了17年的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普通话自如。”更说出“上海人精明，并以此自恋，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即使在做学问上，也多是小聪明，善于造噱头、出风头。”诸如此类明显带有蔑视的话来。
一个是从余姚走出来，在上海成名最后成了北京人。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最后也成了北京了。
是要有多大的误会，才能有如此的怨念？
可是还有更多的海派作家在用他们文字记录着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用他们的笔触勾勒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记忆。更不用说王邦庆、张爱玲、王安忆和金宇澄。他们都是“上海叙事”永远绕不开的名字。甚至从严歌苓——这个多年旅居海外的外交官夫人的文字里，都能感受到沪语扑面的暖意。
是要有多大的热爱，才能有如此的情怀？
上海到底怎么了？爱她的人爱得如胶似漆，恨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这个问题在我脑中，就仿佛像剥不完的糖纸，恐怕到最后没有糖果，只剩满堆皱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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