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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出生瞬间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女人变成母亲，男人变成父亲，夫妻变成家长，我们生活的重心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养育下一代也许是最值得尝试的人生体验了，但这也是最苦难的、最让人深感惭愧的经历。
为人父母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便是由谁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任务。传统上都是把孩子交给母亲带，仅仅喂奶这件事，就能从逻辑和生物的角度佐证这种分工，好在抽乳器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在谷歌的时候，我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电话会议期间抽乳。人们会问：“那是什么声音？”我会装糊涂：“什么声音？”当她们坚持说从电话里听到很响的“哔哔”声，我就会说：“哦，街上有消防车经过。”我以为自己挺聪明的，直到我发现电话的另一方恰好和我在一栋楼里，人家明明知道我在撒谎。被逮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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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选择其实并不总是像表面上那么个人化。社会的习俗传统、来自同辈人的压力、家人的期望等，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女性退出职场从社会各方得到的不仅是允许，还有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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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97年，德比·黑莓特尔是莎莉集团新提拔的一位执行官。她立志要像她的偶像、百事可乐北美地区首席执行官林达·巴尼斯一样，有能力领导一个大公司。即使在成家以后，黑梅特尔仍然在全力追求自己的职业目标。然而，有一天她吃惊地看到《今日美国》的惊人头条是“百事高管以工作换家庭”，副标题是“22年的职场老将精疲力竭”。黑梅特尔说，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心里的希望破灭了。她说：“如果连这么出色的女性都应付不了，谁还能做到呢？不久以后，我就接到了 一家银行高管的职位邀请，但我拒绝了，因为那时我女儿刚满1岁，我认为自己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差不多10年以后，我接受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并且干得很好，但我耽误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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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女性因为工资不足以支付育儿费用，所以早早地放弃了事业。这种做法实在得不偿失。养育孩子的确需要巨大的开销，为此辛苦地工作也让人高兴不起来，但职业女性更需要对照未来的收入而非目前的收入来衡量育儿费用。安娜·费勒曾把自己32岁当上妈妈的经历称为“穿着橡胶鞋底的鞋走路”。费勒在营销领域做得刚有起色，但担心自己的税后收入养不起孩子。“丈夫一般都比妻子挣得多，所以如果要更高的回报率就得在丈夫的事业上投资。”她告诉我。但她回想起自己已经在事业中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这让她确定自己离开职场也不会有什么经济意义，所以她“盲目地信心大增”，决定继续为事业打拼。多年以后，她的收入增加了很多倍。费勒将补贴育儿费用看作是为家庭未来投资的一种方式，这很聪明。如果一位女性的薪酬随着工作时间而增加，其职位也随之而提升，那么她工作时间的灵活度显然也会提高，因为职位更高的管理者通常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日程。
那么，假如一位男性想离开职场呢？我们很容易接受女人退出职场的马拉松比赛，那么我们对待想退出的男性却会更加苛刻。正如女性认为养育孩子是家庭重担，许多男性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堪重负。他们的自我价值基本上都与事业成功绑在了一起，所以除了拼命跑完这趟马拉松外，他们别无选择。
把孩子留给保姆照看，自己重返职场，要做出这个选择时很困难的。有过这种经历的父母，包括我自己，都明白这会有多么痛苦。但是，只有赢得一份能够说服自己、具有挑战性并且回报丰厚的工作，才能让这种选择成为一场公平的比赛。而且，即使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后，我们也完全有权利对生活重新评价。
任何幸运到可以自由选择的人都应该保持这样的开放度，不要在刚刚驶入职场高速路时就寻找出口。不要踩刹车，要加速。一脚踩在油门上，直到必须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那一刻到来时，你所做出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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