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99／第十章／6
第十章 皖系军阀干将徐树铮与北洋政府之西北筹边
第六节 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引爆“五四运动”，皖系军阀声名狼藉，欲借西北筹边转移国人视线，挽回名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因参战而获得“战胜国”地位。1919年1月，巴黎和平会召开，北洋政府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以战胜国的姿态出席和会。在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各项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日本则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日双方代表就此展开激烈论战。
山东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德国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租了胶州湾。l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攻占了由德军占据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造成控制山东全省的既成事实。1915年，日本又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其首要规定即为：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山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17年7月，段祺瑞二度出任国务总理，立即主持北洋政府于8月对德宣战，并幻想战后解决山东问题。
在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利用中国对德宣战的事实据理力争，着重指出：中国对德宣战文件已明确声明中德间一切条约，因处于宣战状态而全部废除，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从法律上已归中国。顾维钧的发言反响强烈，赢得美、英、法、意等国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中国在和会上曾一度处于有利地位。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代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外交部也电贺顾维钧辩论成功。
但好景不长，日本也提出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所谓根据，除二十一条及日本与英、法秘密约定外，其中最具杀伤力的竟是：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达成的“西原借款”中有关“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及山东问题的换文。
所谓“西原借款”就是指段祺瑞从1917至1918年间，尤其是在他二度出任国务总理对德宣战后，为政争、内战和编练参战军等需要，不惜出卖国家权益，通过日本顾问西原龟三，与日本数家银行达成的多笔高额借款。段祺瑞并非不知向日本借款会使中国吃亏，但是为了维持皖系统治和庞大的军费开支，在国穷财尽的情况下，也只得饮鸩止渴。而且，对于向日借款，段还自有一套甚为荒唐、颟顸的说辞，他常对人讲：“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这只是老段的如意算盘，而日本则暗藏玄机，图穷匕见。西原借款中有关济顺、高徐两铁路借款就使得中国在山东固有权益蒙受严重危害。济南-顺德、高密-徐州两铁路的建设权原系德国从袁世凯政府手中攫取的。一战爆发后，日本借驱逐德国在远东的势力为名强行派兵进入山东。为了从根本上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地位，日本处心积虑地想迫使中国签订一项条约，以便合法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正好为日本提供了机会。l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按理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包括山东两路的建设权应由中国收回，但段祺瑞等经不住西原所抛出的2000万日元借款的诱惑，竟于翌年9月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方出卖了两路建设权，双方还就山东问题正式换文。正是这纸换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日本军队占领济南和青岛的合法性，竟成为日本战后继续占据山东的根据。
日本凭借实力在巴黎和会四下活动，英、法碍于曾与日本有过秘密约定，承诺战后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所以不再支持中国；美国则表示既然中日间已有换文，那么就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义务。中国在山东问题的交涉急转直下。在大国政治和实力外交的背景下，巴黎和会最终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在对德和约中明文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让与日本，致使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完全失败。
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国人强烈愤慨。人们在对英、法、美等国极度失望的同时，对日本的强盗行径的无比憎恨，更对皖系军阀亲日媚外、贻害国家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
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引爆“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3000余人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要求政府惩办负有直接责任的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曹汝霖曾经手签订二十一条；陆宗舆和章宗祥在相继出任驻日公使时，分别经手向日本借款，以及向日本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高徐两铁路修筑权）。学生游行队伍先至东交民巷向美驻华使馆递交意见书，随后进至赵家楼，捣毁焚烧曹汝霖住宅，殴伤匿于曹宅的章宗祥，曹汝霖本人因藏身之处未被发现，幸免。军警当场镇压，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和支持，各界人士抗议逮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学运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同日，上海举行国民大会，要求惩办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详，释放被捕学生，收回青岛，废除一切有损国权的条约。
5月14日，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邀集段祺瑞及全体阁员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外交和学潮等问题。会后，徐世昌下令镇压抗议活动。
5月19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向各省发出罢课宣言。随后，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相继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运。
陷于各方抗议和抨击声浪中的段祺瑞，指责钱能训内阁处理学潮不力，更于5月24日亲自出马，通电各省，将学生的爱国运动斥为“误己、误国”的错误，并主张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声称如拒不签字，国际联盟不能加入，则所得到的有利条件均没有法律保证而放弃，实际是借爱国之名而祸国。段祺瑞对中国成为“战胜国”是出了力的，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的失策让日本有了继承德国在山东侵略权益的口实，使中国处于尴尬的“战胜国”地位。他没有深刻意识到自己与日本结成紧密关系给国家造成的危害，继续顽固地站在人民意愿的对立面。
5月下旬，北洋政府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进行镇压，逮捕了许多学生。据说，徐树铮当时曾叫嚣，要将大炮架在景山上，轰平山下的北大红楼。但事与愿违，全国的抗议浪潮更为高涨，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纷纷响应，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爱国风暴席卷全国。国内民众的抗议怒潮对外指向日本，对内指向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政要。段祺瑞十分狼狈，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而多次直接参与对日交涉签约的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等人更成为众矢之的。6月5日，上海工商界声援北京学生罢市、罢工，要求罢免曹、陆、章，释放学生，南京、杭州、武汉、天津、济南、厦门等地纷纷呼应。6月8日，上海国民大会通告继续罢市、罢工，提出推倒现政府，赶走徐世昌、段祺瑞。
在全国各界的抗议风潮云涌之际，段祺瑞的政敌则利用有利时机向皖系发难。如当时有个被称为“研究系”的政治派别活跃一时，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对皖系旁敲侧击，对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又如直系军阀后起的实力人物吴佩孚也表现得异常活跃，他致电大总统徐世昌，表明支持学运，慷慨陈词：“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又称赞学生为爱国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原”。吴佩孚的利用学运攻击皖系军阀段祺瑞，为直系大捞政治资本，加速倒皖进程。
进入6月以后，五四运动从北京扩张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各地城镇，继学生之后，工人、商界、市民，甚至政界、军界也被卷入进来，形成巨大声势。北洋政府对此已失方寸，被迫遵从民意，做出让步。6月10日，徐世昌令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辞职。然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并不因此罢休，于6月12日继续通电声讨段祺瑞、徐树铮。同日，徐世昌大总统通电各省，自己提出辞职。段祺瑞及安福国会力予挽留。徐世昌见好就收，不再“引咎”。13日，徐世昌又令准代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以财务总长龚心湛暂为兼代。
6月28日这一天是巴黎和会和约签字的最后日期，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两个直接目标基本得以实现。
在五四运动中，皖系军阀与日本勾结、出卖国家权益的行径被舆论界充分揭露，反对皖系军阀亲日卖国已成为举国一致的呼声。皖系军阀遭到全国人民的斥责和舆论界的严厉批判，声名狼藉，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陷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为了挽回名声，皖系军阀有意藉西北筹边、恢复外蒙主权之举，来转移国人视线。也只有这样，对于皖系军阀来讲，才能既可维持实力，又可赢得人心，诚不失为一条良策。所以说，五四运动在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同时，客观上也对当年北洋政府西北筹边办法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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