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后很快就要开学了，开学前要先去老师家里注册，预交一部分学费，老师们大多住在村里，前巷后巷的，像邻居的阿姨一般亲切而熟悉。
父亲工作的那个小岛建了一座桥，横跨大江，这在那时候是四乡六里未曾有过的大事，此后十年，那个因为江水阻隔，极为闭塞，洪涝成灾的小岛，因为这座桥，迎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小腾飞，这是后话。那时候，父亲他们那一代乡镇干部，清楚地认识到建桥的势在必行，然而资金不足也是横在这些满腔热血的实干家们面前的大问题，几经筹措，最后，资金缺口除了动员岛上的居民按户摊派，还有就是动员乡镇干部捐款，每个人捐多少，写上大红纸贴在食堂的墙上，这即是光荣榜，也在互相参照中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临近开学前的某个夜晚，迷迷糊糊间听到父亲在和母亲商量，父亲想让母亲再去跟厂里预支下个月的工资，凑齐捐款，母亲隐忍着说，两个小的快开学了，要交学费的。父亲有点无奈地说，大红纸就在食堂贴着，大家都有老有小，人家捐那么多，我们怎么好意思说拿不出来呢。
年后下了一场小雨，空气中还弥漫着节日的鞭炮味，青石板路湿答答的，天气寒冷而潮湿。一大早，姐姐准备带着我一起去老师家注册，母亲拿出家里仅有的钱，十块五块的一小撮，一边交给姐姐，一边交代说，去了跟老师说，先交这么多剩下的等下个月我爸发了工资再交齐。
先到的是我的老师的家，在门口，姐姐犹豫了一下问我，你敢不敢自己进去，我点了点头，姐姐把手里的钱数了数，给了我一张，想了又想，又给我一张，又犹豫了一下，咬了咬牙，把全部的钱塞给了我，说进去以后听老师的话。我一个人进了老师家，女老师坐在书桌前，拿着本子登记我们的学籍和缴费，我把手里的钱交过去，老师全部接过手，说你妈让你自己来的吗？我说，我姐姐在外面等我。老师说，好，可以了。我以为老师会找我钱，但是她没有，我想跟老师说，那钱是我和姐姐两个人的，但是我不敢，虽然我很清楚那就是我和姐姐全部的钱。
有点忐忑有点懵懂地走出老师家，姐姐在巷口等着我，看我两手空空地出来，急急地说，你把钱全部交了，那我怎么办？说话间眼眶已经红了，那一刻，我的心难受极了，我真的害怕因为我让优秀的姐姐从此不能上学。为什么我那么死要面子不敢跟老师要回一半的钱呢？
姐姐转身带着我直接回了家，我想她一定是哭着回去的，我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姐姐身后，不知所措。
开学的时候，老师在班上念了几个同学的名字，催交学费，念到那个作为领奖代表的女同学，她很轻地说：我爸说，等过几天鱼塘的鱼可以收成，就来交学费。
这一年的秋天，大桥通车了，锣鼓声传到了相隔两公里外的我们村，年近八十的外婆带着我和村里的很多男男女女一样守在路边，等着看那些参加大桥剪彩仪式的领导嘉宾们，坐着我们从未见过的车，从我们村去看大桥必经的大公路上经过。
一座桥，改变了一个岛的命运，村里修上了第一条水泥路，开进了第一辆小汽车，乃至办起了乡镇集团公司，建起了大桥纪念馆，迎来了迎来了第一批返乡投资的侨胞，十年间，曾经落后闭塞女人争相外嫁的小岛，日子逐渐红火了起来；十年间，曾经血气方刚满腔热情的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也逐渐长出了白发。他们像无数普通而质朴的单位和同事一样，也曾为了政见不同拍案而起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然而一提起这座大桥，无一不是满心满眼的自豪。
十年后，我在一所中专学校学习，这座功勋满满的大桥开始老化，桥梁出现了裂痕，请了省里的专家组进行维修踏勘，其中一位，是我路桥设计课的老师。有一天上大课讲案例，讲到了这座桥，不知怎么，讲到了贪污腐败引发的豆腐渣工程，一屋子十七八岁的愤青瞬间活跃了起来，其中一位男同学痞痞地说，这座开裂的大桥，说不定就是豆腐渣工程呢？说不定就是贪污腐败的结果呢？
老师还没回答，谁也没想到，坐在角落里的我瞬间被点燃了，我问了那位同学一句话：你凭什么这么说那座桥那些人？课堂成了我的个人专场，在一百多位师生面前，我给他们讲了我的父母，是如何不惜借钱、预支工资、甚至挪用女儿的学费，也要凑齐建桥的钱，而这，是当时每一个公家干部都在做的事，建桥是岛民们祖辈几代人的奢望，也是岛上的干部们一代代积攒起来的信念。我不知道我还说了什么，同学们给了我满堂的掌声，老师说这是有真情实感才能说的得来的话。
感谢老师，感谢同学，给了我为这座桥这些人代言的机会。
大桥通车的这一年，注定是个充满变数的一年，三月的时候，一个消息从天而降，父亲在城里分房了。于是，大桥通车的这个秋天，我们一家搬离了这个祖辈生存的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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