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曾国荃终于取得了南京的最终胜利，此时，距湘军成立已经十二年了。
湘军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
有书记载，太平天国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由于主要战场正是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此次战争中，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人口损失至少达到8700万人。战争的结束，标志着长达十四年的大规模屠杀和浩荡告一段落，大清江山恢复一统，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也得以继续。
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可谓功不可没。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立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功，朝廷一定会立刻加以颁赏。然而朝廷却和他们考虑的并不相同。毕竟太平军灭后，十二万人的湘军变成了清政府最大的威胁，为了制衡曾国藩，清廷一方面快速提拔和积极扶植其他湘军将领，另一方面则大力打击曾国藩的嫡系曾国荃。
曾国群的部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财能抢，一个是残酷好杀。破了南京城后，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大抢劫大屠杀，使曾国荃“曾老九”进一步臭名昭著，而曾国藩在经历了八年居家期间的“大彻大悟”后，不仅在个人居官的风格上发生了突变，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的要求也开始放松了。天京之战之后，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的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
对于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精通易理，他明白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时候稍微处理不慎，就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危险，越是辉煌的时候，越要保持庆幸的头脑，处理好权和利这两个字。
于是，曾国藩果断地自剪羽毛，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并主动裁撤湘军。
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兼窃权利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曾国藩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生而为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易，足以见得曾国藩历史经验的丰富、政治嗅觉的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令人佩服。
这样大包容的心也体现在他和左宗棠的恩怨情仇中。
平心而论，左宗棠的事业一路上都受到了曾国藩的提携，曾国藩督办四省军事后，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但湘军攻下南京后，左宗棠不满兄弟二人建功，加之一直以来左宗棠并不认可曾国藩的能力，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看曾国藩。因此，抓住了一个小把柄后，并未与曾国藩提前沟通，而是直接上报给了朝廷，意图明显，要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
两人结怨之后，左宗棠每次接见部下的时候，总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骂曾国藩，这些老部下很多之前也都是曾国藩的部下，经常听这样的话，心里都很不高兴。其实，左宗棠一生之中对朋友都不屑于用心交往，因此，先后绝交的朋友远不止曾国藩一人。
对比起来，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很多，他一生功业，多半受朋友之助。就算和左宗棠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左宗棠一句坏话，思想里也不和人议论，真正做到了“相忘于江湖”。除此之外，面对左宗棠的持续挑衅，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一面火上浇油，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花费精力做口舌之辩。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此次出征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筹饷。左宗棠平日疏于人际，只有少数几个省份尽力供应，但曾国藩不计前嫌，分内的那份军饷源源不断、稳定可靠地不断传输给左宗棠，同时，将自己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令左宗棠大为意外。
这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万年最后一次交集，却是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经过这次，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也是曾左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看人看一生。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两人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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