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

        儒者，难说也！从孔子创立儒家，2500年以来，无数儒生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宠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岂是数言片语所能说的。儒者，必说也！从儒家学说诞生之日起，它就无时不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不能独立地观察儒家，就很难独立地理解中国。正是怀着这种敬畏而矛盾的心态，我一直偿试着整理出对儒家的理解，却迟迟无法落笔。直到我把“儒”字劈成两半，才理出了说儒的思路。

        先秦儒学是“人”之儒。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未期，当是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的混乱激发了诸子百家对理想的社会模式的探索，在这种背景下，孔子从《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等经书中汲取营养，进而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仁者爱人”，孔子以仁为手段，以爱人为目的，对社会进行了设计。孔子把仁作为社会最高的道德原则，认为家庭、君臣、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只要树立仁的思想、采用仁的方法来调和各种关系，就能建立和谐美好的社会。对于仁，孔子在《伦语》中有大量的描述，仅有一万多字的《伦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包涵孝、弟、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的“仁”，“仁”强调“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爱人”作为仁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人文关怀和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关切。在具体的实践中，孔子认为，孝悌为仁之本，礼是实现仁的手段，强调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恭、宽、信、敏、惠等措施是处理矛盾的手段，推广到国家治，则为“仁政”。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内涵，提出应当用“仁义”来处理社会关系。孔子用“礼”来落实“仁”，这个“礼”带有人与人之间明确等级、互相尊重、换位思考、和谐共处的意思，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没有进一步提出，如果当事双方没有按照“礼”来做事，破坏了“仁”，当如何进行评判和处置。孟子的“义”解决了这个问题。孟子认为，只要是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有利于实现仁的，就是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义是评价生命是否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的标准，义是评价言行是否妥当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下，非礼不仁的东西，都应该被唾弃打倒的，社会地位的尊卑是可以转换的，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以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高举“义”的大旗，指出“仁者无敌”、“行仁政而王”，同时指出无仁者必危:“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的“义”，发展和完善了孔子的思想体系，成为儒家学说最重要的思想内涵之一。

        后秦儒学是“需”之儒。儒家学说，体系庞大复杂，儒生总是能从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这为后秦儒学的演化提供了方便。纵观后秦儒学的发展，都是为了顺应执政者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

        汉代儒学之所以能罢黜百家，使儒学上升为国学，最根本的原因是到汉武帝时期，分封的诸侯基本被消灭，汉初的黄老道家治国方略已不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董仲舒尊王、大一统的儒家学说适应了中央集权、郡县而治的政治体制。虽然这一时期的汉儒已经基本脱离了孔孟礼义的轨道，但汉儒必竟距离孔孟儒学的时间较短，并没有完全摆脱人本思想的影响，在尊王一统的同时，强调君权天授，天人感应，在君王不施仁政时，“天”会对君王进行警示和惩罚，这是汉儒对君权的限制和对百姓的保护。

        汉后直至唐朝的400多年间，儒学衰退，独尊地位不再，儒的尊王、法的刑罚、道的权术、佛的信仰，共同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唐朝建立后，儒学复兴，基本表现为以儒为主，法、道、佛并用的格局。北宋建立后，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反思大唐帝国灭亡的教训，再次肯定和倡导汉儒的尊王和大一统思想，但是在对汉儒的继承中，北宋学者对汉儒所依据的经、传提出了质疑，他们抛开传注，自由议论，开创了新儒学，既宋学。宋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北宋初期的儒学延续唐朝的排挤佛道实现复兴的趋势，到了北宋中期，儒学在探究佛道之学长处的基础上,立足儒家而又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充分吸收利用佛道之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在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之后,新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儒学走向复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及二程的理学以及三苏父子的苏氏蜀学的先后兴起。

        南宋后，理学兴起，成为国学。理学来源于儒学，其继承的国家大一统思想和提倡的个人修齐治平的素质培养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治国方略上，与先秦儒学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偏离，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专用工具。理学核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是对先秦“爱人”儒学要义的背叛。“存天理、灭人欲”，以“天理”为至高无上的法则，要求国人泯灭欲望，遵守“天理”的等级秩序要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的中庸学说，更进一步把理学推到了先秦儒学的对立面，《易经》“易”的思想，强调事物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偏不倚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要顺应变化，积极有为，推动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易”的思想是儒学的重要思想来源的，但为了保护统治者万世不变的统治地位，理学却把“不易”之庸视为天下之定理，完全抛弃了先秦儒学的礼义评判标准。这套理学，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被视为珍宝，历时600多年，成为官方的治国思想，并以“天理”压制其他思想的发展，以“中庸”约束社会变化，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悲剧。

         梳理后秦儒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几个重要现象，一是儒学官学化，在坚持“仁”的道德底线不变外，儒学主要为尊王与国家统一提供理论支持，以维系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对阶级矛盾的调和，则是以请求的方式要求执政者施“仁政”，“仁政”不再是一种必然选择，而是一种君王对臣民的恩赐，臣民事君以“忠”则成为一种天赋义务，“礼义”在后秦儒学中渐渐走向次于“忠孝”的从属地位，不再成为衡量社会行为的标尺、调节社会关系的依据，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呐喊从此销声匿迹。二是儒学阶段化，后秦儒学，总是在封建王朝统一强盛时大行其张，总是在国家分裂、王权衰弱时失势甚至被批判，这一现象进一步佐证了后秦儒学寄生于封建中央集权的事实。三是儒学宗教化，先秦儒学探索的领域仅局限于社会建设，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等言论，指出了先秦儒学入世济民的方向。后秦儒学，为与佛道竞争，不断探究宇宙本源，提出了与佛道相抗衡的世界观，如董仲舒的“道”、张载的“气”、程朱的“理”、王阳明的“心”等学说，使儒学逐渐复杂化、神秘化、宗教化。

        当代儒学或许将是一种“人”之“需”的儒学。“五四”运动之后，儒学因其成为了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而受到批判，思想界掀起了持续的反儒学运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大厦已初步建成，但社会信仰坍塌，道德底线失守，人心浮燥，如何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精神大厦，成为摆在执政者、也是一般民众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把儒学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取之有道的财富观、以孝为本的修身观、以礼义为尺的道德观，放入当前的社会现实中，突显出当前社会伦理道德的缺失和儒学的价值。因此，不断有学者呼吁从传统儒学吸收有益成份以重塑社会道德，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儒学因而再次被公众纳入的视野，成为国学热的主力军，同时也成为当前中国文化、伦理、道德建设的理论依据之一。

        儒学总是在争议中发展，纵有万人誉千人毁，单就儒学在维系中国三千年来领土、民族、文化的统一和延续方面所做出的不朽贡献，就足以说明儒学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儒学象一条长河，不同时期的中国，总能从中汲取社会建设需要的成分，笔者认为，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长期统一、稳定、富强的时期，至少有三方面需求，将促使儒学再次兴起：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伴随中国经济“走出去”而“走出去”的软力量，当代中国甚至全球社会道德建设的迫切性。我相信，儒学一定能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使命。(2012.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