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 父权社会下的追责

 

《嘉年华》| 父权社会下的追责

    提名金狮奖，夺得土耳其安塔利亚金橘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嘉年华》。自亮相以来，就备受好评。

    这部以“性侵”为题材的影片，不由得让人想起同类题材的《素媛》和《熔炉》。然而，《嘉年华》不同于这两部电影，作者并没有正面写施暴者的形象，前两部电影在施暴者的形象上塑造了一个恶心的猥琐男人，这种手法引起了观众的在场以及对受害者的同情，而在《嘉年华》里面施暴者的一个正面的镜头都没有。这样的大胆而冷静的叙事手法，是导演刻意为之的尝试。

    陈琰娇认为《嘉年华》里面导演对人物和事件的非极端化处理有意展现了当下中国社会面对性话题的态度，其目标不是通过煽情来与观众共情，而是通过寓言故事的方式要求观众“在场”并且“反省”。

  而我的“在场”“反省“，则更多是看到父权社会下的女性的生存机制，影片在这种社会下的追责最终走向幻灭。

 

《嘉年华》| 父权社会下的追责

    《嘉年华》主要是由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围绕着性侵事件展开的所谓追责，另一条主线则是店员小米在为自己寻求身份的过程。

  父权社会下的暴力凝视

      影片的着重点不在于对施暴者的刻画，造成了施暴者形象的缺席，而真正的侧重点挪移到了父权社会对两个受害女生的“二次伤害”上。

    首先，受害女生孟小文父亲在平时教育的严重的缺席，父母离异，教育的“重责”放在了其监护人母亲身上，母亲则显得过分的“在场”。在事发之后，母亲撕烂了孟小文的衣服，并且剪短了孟小文的头发。

《嘉年华》| 父权社会下的追责
《嘉年华》| 父权社会下的追责

    这里，母亲把过错归咎于孟小文自身，女性被性侵变成了女性自身的问题，在孟小文母亲眼里，穿的花枝招展，打扮得过于漂亮，就是勾引男人的表现。

  这样一种暴力凝视正是父权社会的体征，父权社会下的女性，屈从于男性的权力，女性成为被奴役的一方。

    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是变成了女人。”即是说女人的身份定位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和社会给予的 社会把第一性给了男性而把第二性给了女性。男性处在第一性，女性只能永远在第二性。

《嘉年华》| 父权社会下的追责

    在第二条主线当中，店员小米是个没有身份的“黑户”，而整部影片在叙述小米寻求社会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的时候，有意刻画了莉莉这个角色，莉莉和小米的外在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小米外表朴素而莉莉则衣着光鲜亮丽，而这些成为“吸引”男性的利器。未成年的小米在这样的社会语境当中习得了对于所谓女性身份的“认知”。

    然而莉莉在父权社会当中，始终只能处于低下的位置，光鲜亮丽的外表并没有为她取得真正的胜利，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事实也并没有改变，莉莉在和小健的恋情当中，莉莉意外怀孕，在地位不平等的恋爱关系当中，小健从未想过要娶莉莉，莉莉最后也只得以人流的方式结束孩子的生命。而全剧当中他只有微弱的反抗，“下辈子不要再做女人了……”

《嘉年华》| 父权社会下的追责

        小米是全剧最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一个人物，在追寻自我身份的时候和小健之间的周璇，甚至把性侵的视频证据卖给刘会长（施暴者）以换取真正的身份，这种非正义的行为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捍卫也是小米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这种这种意识的觉醒在父权意识构建的社会机制里面显得微弱无力。

    影片的隐喻

      在作者冷静的叙事语境下，事物的隐喻意味也十分的强烈。影片当中多次出现的玛丽莲梦露的雕塑，代表着女性向往的自由与奔放，这也是小米多次幻想和仰望的对象，而随着小米自我身份追寻的失败，影片最后，雕塑被移走，所有的自觉和幻象也随之消失殆尽。

《嘉年华》| 父权社会下的追责 《嘉年华》| 父权社会下的追责

    孟小文和张新新在大喇叭那里玩耍，靠着喇叭来“发声”的情节同样具有陈述和修饰作用，现实社会的残酷，真正能为受害者发声的群体少之又少，最终只能依托一个玩具来“发声”。在这种社会下的追责，不得不是徒劳的。

    进入到后现代社会，能指和所指已经不再是单元一体的，所指开始飘忽不确定，具有多重意义，这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作者借以影片来叙事，而不在主观批判，更多的反思和自省落在了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