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

            读到柴静在《看见》中描叙已去世的奶奶时，我鼻尖忽地一酸，喉头哽咽，我想起了我的外婆 。外婆离开已经三年多了，我曾多次提笔却又难以成书，在外婆去世的当年，在每年的忌日或春节清明。

          想起外婆，总有一种有太多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的惘然。在我半生成长的岁月中有太多外婆的身影，点点滴滴包裹在回忆的呼吸里，每每思绪飘悠到最后都落成了心底喃喃的一声“婆婆”，轻轻地，柔柔地，带着最熟悉的亲昵和温暖。

        外婆始终是我童年时光里那一缕温暖的阳光，散落在回忆里却零碎地纷繁到让我不知如何完整地去拾起：老屋门前花坛里有她亲手栽种的鱼腥草和花椒树，床上铺着稻草垫干爽暖和的被窝，夏天夜里身边蒲扇轻摇起伏的凉风，过年时笑意盈盈塞到我手里的压岁钱，田间树下扛着锄头或背着水罐的身影，厨房里在炤头案边站起蹲下，还有经常数落外公时不耐烦的念叨，带着妈妈和体弱多病的我找所谓的“大师”治病，我生日时她清早只身赶来的脚步，偶尔到女儿老孙家玩几天无所事事不自在的神态，我甚至还记得，她单手叉腰站在老屋旁的桥头扬声喊我回家吃饭、、、、、、她和很多勤劳朴实的普通农家妇女一样，为生活为儿女操劳了一生。

          长大了，我却与外婆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偶尔回去，也是匆匆忙忙，一大家人吵吵嚷嚷地吃饭聊天，却很少单独陪陪她。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满堂儿孙的相聚中沉默着，坐在门前，眯缝着眼睛，寂寥而心满意足。也许，我们总是在人生奔走的忙碌里忽略了那双曾经牵着我们成长的双手。

        不回老家的时间里，我只能从老孙（妈妈）的只言片语里知道她的近况：前天去给她洗了床单；给了钱不舍得花，只能买些吃的带去；牙齿不行了，只能自己另做稀饭吃；还是闲不住，也只能拄着拐杖四处走走；这段时间又生病了，舅舅骑车带去打针了……老孙讲起这些的时候，我虽然能模糊地感觉到她的渐渐老去，却并未意识到她在时光的轮轴中离我越来越远。我总觉得下一次回去，她一定还是坐在大舅家的门前，笑眯眯地叫我“晶晶回来啦……”，拄着拐棍踱进屋拿出她放在柜头上的饼干递给我，说：“吃吧”。

          在甚少陪伴她老去的遗憾里，我很庆幸自己能在她几次住院的时候守在旁边。 最后一次住院是在她去世前三天。中午突发脑溢血，从椅子上栽了下去。听舅妈说，上午还拿着镰刀出去寻来了一篮的青草去喂羊。我和老公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医院走廊的推床上不能动了。老公要检查她的身体时，我听见她声音微弱地叫我，我凑近去听，她艰难地扭过头，嘴唇动了动，却口齿不清，好容易才听明白，她说的是“晶啊……不……不看……衣服……”。干净整洁了一辈子，她是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她光着身子。当天晚上，我和表弟在病房看护她，床头摆着监护仪。她不说话，晚饭只能勉强喂下几口汤。半夜病情突然恶化，医生来看过后语气平淡地说“赶快打电话吧，明天一早抓紧时间送回去。”。

        弥留之际，她躺在自己那张老木床上，一直都在昏睡中，呼吸沉重，神态安详。我坐在床边看着她，握着她的手叫“婆婆”，回答我的只有她偶尔地哼一声，我不确定那是病痛之下的呻吟还是听见了我叫她。她要走了，我却无能为力。直到后来舅舅们商量过后坚持拔掉了针管，我还是觉得她的神智是清明的，我甚至能清楚感觉到我摸她脚板的时候她瑟缩了一下。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儿孙们为她是否继续输液起了争执，医生拔掉针头的那一刻，我感觉她在生命终点前的徘徊是那么孤独而绝望，哪怕我还拉着她的手，哪怕床前人来人往，人声嘈杂。大家都为她而来，但这个世界却似乎与她无关了。

      在我不得不返程回去上班的时候，我知道也许我来不及送她最后一程了。为此我至今仍十分懊悔沮丧，我应该守在她身边，直到她在最后一口艰难的呼吸声中与我们道别。次日凌晨三点五分，表弟发来信息告诉我：婆婆走了！没有更多的语言，似乎多说一句我们的悲伤就要随哭声满溢而出，决堤奔涌。

      今年五月，外婆去世三周年纪念，大家在她和外公的坟头忙碌着修墓建碑，点鞭鸣炮，很是热闹。坟地在一片枝繁叶茂的白杨树林里，头顶上空的树叶在五月的风中哗哗作响。几十米开外是他们身前居住的房子，廊前檐后的杂草丛深，屋梁也已经有些坍塌变形，更看不清斑驳的窗内门后是什么样的情景。外婆的坟地修好了，而这所盛满回忆的房子说不定哪天就会轰然垮掉，就像当时正在电锯声中一棵棵倒下的白杨树，只剩下满地的残枝碎叶。大舅说，这些树十几年了，该卖了，以后再种一茬新苗。

          我看着轮印清晰的秃树桩和几近塌掉的老房子，心里不免有些惆怅，感觉那些和外婆生前的点滴回忆也随着树上被惊散的鸟群一样，踪影难觅了。我似乎看见头发花白的外婆正摇着缝着蓝补丁边的蒲扇，颤颤巍巍，越走越远……

外婆的老屋 老屋后的鱼塘 陪伴外婆生前身后的白杨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