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中有这样的话，“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却喜欢犯上作乱，这样的人很少，甚至没有。所以说，孝悌是仁之本，因为孔子的“道”就是仁。
儒家主张“仁”，“仁者，爱人”。从爱你最亲的人开始，“推己及人”，一圈圈地扩散开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很和谐。你最亲的人是谁，当然是你的父母兄弟。所以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仁开始的地方。一个人怎样对待父母兄弟，反映的是他的人性修养。
所以，一个仁爱的社会，要从个体的孝开始。那么孝怎么体现呢？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们认为，孝顺的意思就是能从物质上赡养父母，给他们吃，给他们穿。孔子很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反问：养狗养马，也是养，如果态度不恭敬，那养父母跟养狗养马有什么不同呢？
这句话体现了孝的本质，就是真心实意的尊敬，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敬是假的，那么作为“本”的孝悌也是假的，从假孝悌生长出的社会关系当然就是虚伪的。“敬”是社会真诚友爱的源头。
有敬，才有孝；孝，是道之本。道就是仁，仁就是爱。以上的逻辑关系，是孔子思想的主要内涵。
孔子作为哲学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喜好，而是社会伦理的全局。但是，后世将他的思想教条化。从汉代开始，越往后，孔子的学问就被解释的越歪，到最后挂着“圣人”的人道主义招牌，运行着不人道的制度和思想，变成了政权、宗族统治的背书。
到了近代，国家的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侵辱，人们开始寻求改变，从技术到制度，最后到了思想。人们一般把五四比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这个过程，其实是文艺的“兴而未复”。因为，它不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可以好整以暇地指向古典罗马文化，从中获得思想资源。中国的五四新文化并没有指向古代的灿烂文化，因为在坚船利炮、亡国灭种的紧迫情势之下，传统思想资源已经不足以应对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需要。那个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理性和逻辑。
新文化运动“反孔”，反对的不是真正的孔子，而是权势者树立的稻草人。鲁迅曾说孔子是“可怜”的人，他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种种的权势者边用种种的白粉来给他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摩尼来，却实在可怜的很......若问老百姓们：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
所以，孔子只是门面上挨打，内心里却没有被重新发现。
与之相对的，回溯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比孔子晚的庄子也曾“反孔”，但那是思想学术层面的。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认为万物循道而生，各有其德，人也一样，都是自然的造物，彼此千差万别，任其自然，而不应该有什么规范去约束和统一他们。如果树立一些标准和榜样，总会有人达不到，那么达不到的那一部分就会被指责，被遗弃，被推动着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坏人。
的确，制度可能让人变坏，这在今天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循道而生”的问题是“道”说不清楚，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与定义。就像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自然状态，各有各的阐述，但都无法验证。自然状态却未必真如设想中那样美好，现在的人们不太喜欢权威，不太喜欢被规定的“束手束脚”做“顺民”，但一旦有人喜欢“唯恐天下不乱”，这种人，你喜欢吗？
文明是向前的，只会越来越复杂，在既成状态下无视规则的重要性，是不可想象的。到今天为止，这也是事实，越自由的国家反而是规则越清晰的国家。
我们今天提倡的、强调的文化自信，今天的中国人好整以暇，我们又有了可能性，去重新发现孔子，也就是发现人，进行文艺复兴。
人是什么？是介乎动物与神之间的生命。人不会成为神，但应该在可能的限度下尽力去趋近。那些有主观能动性去尽力向神（至善境界）趋近并且达到一定的成就的人，在中国古代，就叫“君子”。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既不能粗野，也不能迂腐，而要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合理的度，这样的人不但深具智慧，而且令人感到舒适。
合理的度，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经验修为。
这种经验修为，非儒非道，亦儒亦道。他们只是思想的不同表达，其实所体现的本质是相通的。就如庄子的理想，是追求绝对的逍遥。这种状态下，人可以凭借“无知识的经验”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宇宙间不受任何束缚。然而这种“无知”的状态的实现，是先经过知识阶段，然后升华而来的，不是小儿初生时的那种原始“无知”。就此而言，它和孔子主张的以个人修养通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融汇知识，吸纳运用，转化为无意识的行动，从而升华为个人的自由自在。
——本文内容取自《南风窗》第6期，李淳风文，文序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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