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东头那一处坡地从北向南坡势减缓，最高处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没有规划，乱七八糟，有树干粗大，枝桠肆意伸展的桑树，还有农村常见伸展得很高的榆树和楝树等，也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丛，灌木丛下面常常是鼓起的土丘，土丘里不知道埋着谁家的先人，只有在清明或者“十来一”的时候，总会看到没有烧完的黄草纸，被风吹的东倒西歪。
这段荒凉的土坡再上面是公路，公路边有一家小卖铺，供应油盐酱醋类的生活用品，每次家里缺油少盐就会安排我去买，每一次经过这个坟茔，我都是一溜小跑，尤其是夜晚，有时看到坟上闪闪的火光，内心就想十五个吊桶打水打水，七上八下，总是飞一样的步子跑回家。
斜坡下面是一道流水沟，记忆里童年的夏天，总是多雨，一下雨，那里就变成一道一流，小伙伴们就身上骑着遮雨的麻袋片或者大点的塑料布，光着脚丫，在水里走，逮小鱼，玩泥巴。
那时候我只能战在旁边看，妈妈管教太严了，不允许我把衣服弄脏，不许像村里那些没家教的娃们混跑一起，她是个傲气争强的人。
水沟的前面有一处青砖砌的房子，正房三 间：
堂屋正中间是黑色的条几，条几上摆放各种物品，条几高处的墙上中间是一幅毛泽东画像，伟大领袖背着手现在画中央。伟大领袖的左边是两首草书的诗词——岳飞的《满江红》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那些字我是看不懂的，诗句却很着父亲早早就背下来了。
条几下面是一张黑漆的八仙桌，旁边两把带着扶手的黑漆椅子，那种椅子式样和在戏里面县官坐的椅子一样。
三间正房的地面都是青砖铺过的，房顶是一色的青瓦，爸妈和弟弟住在东面的那间房，我和姐姐住在西面的那间。那时候，妈妈管理很严，每个中午都必须睡午觉，小孩子没有喜欢睡午觉的，于是就躺在躺在床上，定着屋顶，一根一根数房顶的檩条，数着数着就迷糊了，有时候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现在院子西边的那棵老榆树上了。
偏房两间，一间厨房，一间是爷爷的卧室，记不得那是爷爷的年龄，只知道屋子里和爷爷朝夕相处的是堆在一起有半间房那么多的厚木板，据说是准备将来爷爷百年后给他做寿材用的。不知道爷爷每天和这些厚厚的木板待在一起，心里会想到什么，他是个沉默的人，很少听到他说什么。
大门朝向南方，和两间厢房连在一起，一间厢房盛放农村谷物收割后的残余——掰掉玉米后的秸秆，倒过的芝麻杆，扣过芯的棉花壳等等，这些东西晒干后储存起来，用作做饭的柴火。
另一间厢房是大伯，大伯是个老光棍，脑子有点缺根筋，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总是爱生气，有时候生气了会自己打自己，有时候一连睡上几天，也有时候会自己拉上架子车出去转几天，几天后，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他就会心情很好地回来，给我和姐姐弟弟带一些吃的回来。
在厨房和大伯住的厢房相连的地方，有一片空地，后来用石棉瓦搭起了棚子，我家的牛住在这个棚子里。那时养了两头牛，一头母舅，我记得大人说是花了八百块钱买的，买的很值，几个月后，就生了一个小牛仔。
小牛出生的时候是个冬天，村里几个大人和我爷爷，大伯他们都在牛棚里，牛棚里生了火，干枯的树根被劈开放进一个破烂的铁盆子燃烧，牛棚里热气氤氲，妈妈把熬好的小米粥端了过来，母牛一遍遍舔舐着小牛身上的粘液，小牛一点一点晃悠着，慢慢站起来，接近小米粥，看着小牛犊喝小米粥，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嘣嘣嘣”，爷爷在铁盆里用勺子炒玉米豆，一颗颗玉米在勺子里欢奔乱跳，门口的小孩子伸长脖子，等着品尝爆米花的香味。
院子中央，有株茂盛的月季花，根茎粗大，向外衍出一根根枝桠，密密匝匝，长成粗粗的一墩。我妈是个爱花的人，冬天时，母亲要细心地修剪枝叶，春天一到，浓绿的叶子挨挨挤挤，沐在太阳金色的光芒里，阳光从叶子的隙缝里散落地上，斑驳成幅清雅的画卷，引得鸟雀在花间啁啾缠绵。
月季花边上有一口压水井，铁铸的压水杠，无论什么季节，摸上去都是冰凉。这是村里历史最悠久的压井，据说是我妈妈和爸爸结婚后添置的家什，这家什也结束了全村人到村子中间大坑边上那口深井挑水的历史，那口曾经带给我恐惧的老井也结束了它的使命。我曾经从那口深井边走过，偶尔大着胆子，伸头朝里面看看，老旧的辘轳安静地立在那里，不知经历多少朝代，斑驳的井岩上长满青苔，黝黑的深处是水面，忽然看到自己在水中晃动的影子，恍若隔世，恐惧一下子窜出来，飞也似的逃开，仿佛那口井会深处有无形的手把自己拉进去。
家里有了这压井，全村人都来我家挑水喝，家里没人的时候，院子的门总是虚掩着，水井沿上放一碗水，留给来挑水的人引水用。来压水的人自己开门进来，压完水后也留下一碗水，给后面来压水的人用压井的前面一高一低两个水池子，用来洗菜和洗衣服。夏天水井压出来的水冰凉，喝起来甜丝丝的，从外面玩耍回来的孩子总是不顾大人的劝阻，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一瓢凉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去，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是舒爽。冬天的时候，大早上起床，从茶壶里倒出一碗热水，倒进结了冻的压井里，趁着热腾腾的水向下流的时候，赶紧使劲压，没几下，地下水就滋滋涌出来了，热气腾腾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乡村的夜晚很安静，天是暗蓝色的，那些星星仿佛就在头顶上闪耀，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抓到。院子的正中央，晾衣服的铁丝上吊着一盏灯泡，引得很多小飞虫做出“飞蛾扑火”的样子。灯泡把整个院子照得一片光明，妈妈总是在这个时候，压上来满满一池子水，把一家人的衣服都泡进去，然后一件一件拿出来搓洗干净，挂起来。灯泡下边最亮的地方，摆着一张小桌子，爸爸趴在桌子上看书，他会把陈年的挂历一张裁成四张，然后装订成一个大本，在挂历的反面写字，做读书笔记。
这个院子里的我该是什么样子呢？
她很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舅舅因为称粮食拿了一把手拎的大秤回家，开玩笑地说：“来，我给你称一下。”她抓住秤钩，舅舅一下子把她提起来了，说“三十五斤”。
头发应该也很稀疏，像黄色的茅草。也可能是小学一二年级，学校来了一个照相的师傅，八十年代，会照相就是很稀缺的技术人才，老师们都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利索，带到学校的操场上照相。妈妈特意借了数字和皮筋，给我扎了小辫，给姐姐借了一个发卡，我和姐姐就有了最早的一张合影。合影里面，虽然妈妈很用，我的歪歪扭扭的小辫子，还是说明妈妈对扎辫子这个业务并不娴熟。我经常毛乎乎的就出门了，人家就喊我“黄毛丫头，”家里人就喊我“黄花苗”。
爸爸有时候会开玩笑地说我是“多余分子”，因为那是个计划生育很严的时候，农村人允许生两个孩子；那也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每一家都得有男孩子，这样你这一家才后继有人了，生多少个闺女，都无足轻重，都会被看做“绝户”。为了生一个男孩，很多村民抱着倾家荡产在所不惜的决心，东躲西藏，直至生出男孩来。最初听爸爸这样说的时候，会觉得难受，慢慢的，就麻木了，把自己的不高兴藏起来，跟着别人的笑自己也笑笑。后来开始逃离那些说笑的人，和他们保持距离，总是沉默地一个人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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