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位于新民东路的华顶公司成立时，没有专门上下货的装卸工，所有上下货的体力活都是由六七位办公室人员和位于一楼的裁断车间的姐妹们担当。
那时，我们年轻，公司也年轻，我们一起携着手往前奔，活力无限，希望无限。记得当时我们裁断车间每人比其它车间的人多拿二十元钱。那时的二十元应该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元吧。为了这份额外的收入，我们也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当时我们从货车上卸下盐城老顾师傅送来的鞋盒时，大家一字排开，就像传接力棒一样把50个一扎的鞋盒往仓库里传。在紧张的传送中脸上被锋利的纸边划破了都不知道，回到家洗脸时被水腌得深疼才发觉。
还有一次下雪天，来了一卡车的EVA插跟，雪肯定是在汽车来的路上下的，货物上面没盖油布，落满了一层雪。不仅如此，雪还从一捆捆插跟的缝隙中钻到了下面去。当时在卡车上面的男同事把插跟递给我时，哗的一声，一大块雪从一捆插跟里蹿出来，钻进了我的脖子里，一股令人颤抖的寒意从我的后脑勺飞流直下……
那时，我们裁断的姑娘个个都是女汉子，不管是身材高大还是娇小的，一捆六七十斤重的卷材放在肩上眼都不会眨一下，一个个还来回带着小跑。等到晚上回到家，才发觉肩膀有点疼，一看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一滩紫色的血印。
当然，也有我们扛不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公司采购的2号布，一捆足足有二百斤，我们几个人从车上接下来都会腿一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增加人手，或者以几个男同胞为主力。
有一年大年三十，公司放假了，但从日本发来的进口货柜要下午才到。车间里路远的姐妹都回家去了，我们住在附近没回家的人都自发地跑来下货。
那天刚吃过午饭，我来不及收拾碗筷，就骑着我的旧凤凰自行车，背着六岁的儿子来到了厂里，让儿子坐在一边看着我们下货，自己玩。
看到有小孩出现，现场的气氛立即活跃了起来，大家都想逗他玩。记得当时费先生还和我儿子开玩笑说，你在这儿数，你妈扛多少捆就给多少钱！
没想我的儿子信以为真，立即站起来，认认真真地数起来，黑亮黑色的眸子像黑色的蜻蜓一样追随着我来回跑，数到整数时，儿子还会欢呼雀地向我报喜：妈妈，你已经扛了十捆了！
还有一次，坑坑洼洼的新民路大修，整个路面被剖开了膛，一个很深的长沟横在了公司门口，每天还要往里面填压石灰一类的白粉，浮尘飞扬，一片狼藉，行人只能从两边贴着墙跟踩出一条小路走。
那时的修路是一种漫长的等待，路没修好的时候，公司就要出货，载着集装箱的货车进不来，只能停在一里多路以外的解放东路待命。怎么办？没有什么犹豫，全厂上百名女工把几百箱鞋子一箱箱扛过去。日本人对交货期要求是很严格的，说什么时候交货就什么时候交，没有通融的余地。
记得当时我们公司的社长也正好在淮安，他也加入到了扛箱子的队伍。他在路上碰到我们每一个人时，都要抿着嘴，向我们儒雅地笑一笑，而我们却头一低，嘴一捂，飞快地从他身旁跑过去了。
我们扛的箱子虽然不是太重，二三十斤，但但对姐妹们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因为路途比较远，箱子的体积比较大，就像一座小山压在姐妹们瘦削的肩上，如果两手扶不住，箱子很容易就会从身后翻落在地。
因此在出发之前，姐妹们都会相互帮忙，找到箱子扛在肩上的最佳平衡点，然后才会出发，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越深沟，踩着胶鞋厂墙边的一个个小山包一样的泥疙瘩往前走，到了徐家湖路再走上几百米才能到达目的地。
有的姐妹身材太瘦小了，没法扛，就像蚂蚁抱着米粒一样抱着大箱子，摸索着往前走。实在累了，撑不住了，她们就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支起一条腿，把箱子顿在腿上休息一会儿，而绝不会把箱子放在地上弄脏了箱子。
那时，我们统一穿着深绿色的工作服，那时我们正年轻，二十出头，是人生中的芳华，我们扛着箱子在路上来回走着，成了路上一道独特的流动的风景。
当时，我们厂的斜对面就是效益还不错的国营胶鞋厂，胶鞋厂里面工人比较多，当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小女子扛着大箱子时，都夸我们这些“小日本”厉害，朝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后来有许多胶鞋厂人都跳槽到了我们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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