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民间社会受到了朝廷很强的压制，社会活力一般般。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却有了发达的民间经济，活力巨大，尤其是江南地区不亚于大宋，这前后的区别和明朝所面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关联。而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明朝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货币作为传导机制。
1.1、元朝重用来自西域中亚地区的色目人来理财，这些人是古代和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人群体之一，他们太擅长做生意理财了。他们天然是以整个欧亚大陆为思考单位的，所以元朝是以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帝国为单位来琢磨怎么进行资源调配，怎么促进商业流通的。此时伊斯兰世界的白银很短缺，白银在中亚和西亚的购买力比中原地区高多了，于是在大蒙古帝国通盘调配逻辑下，中原的白银就源源不断流入到了中亚和西亚地区。欧亚大陆西部的经济因此在中世纪的后期获得了活力，但在中原地区就遇到了麻烦了，因为货币严重短缺。
1.2、于是元朝发行纸币作为通货，但帝国政府根本控制不住发行纸币的数量，这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原百姓不愿接受纸币，这导致货币就更加短缺。然后又导致了通货紧缩，这时候东西越来越便宜，生产就会减少，然后走向经济萧条。（例如在生产时预计某件东西能卖100元钱，就投入80元进行生产，结果由于通货紧缩，等生产完了那种东西已经跌价到只能卖80元了，那我还生产干嘛呢？）
1.3、元朝后期又赶上了黄河决口，连年的大水灾，朝廷没钱救灾，只好发行更多的纸币，这又进一步败坏了纸币的信用，经济更加萧条，形成恶性循环，元朝的统治最终就瓦解了。
2.1、明朝面临的严重的货币短缺现象仍然存在，而且比元朝更加严重，因为元朝时对产品的需求还在，以帝国为主导，可以推动中原和中亚西亚的贸易过程，始终让经济获得外部需求的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萧条。但明朝立国意味与中亚西亚贸易的中断，少了外部需求的拉动。另外市场经济要发展就需要足够的货币，货币缺少了，市场交易就没法足够大规模的发展起来。
2.2、朱元璋立国后采取了一个特殊政策，把老百姓分为四种户口：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四种户口就是四种职业身份，子子孙孙都要继承，不得更改。这种以户口捆绑职业且不准改换，从经济上看相当于事先规定了每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关系。（当时还规定了老百姓没事不准外出，离家几十里就要申请）
2.3、这就是一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其中货币需求量小，可以货易货来应对货币不足的困局。大明在立国后不过十年恢复了经济，这种模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形式对民间社会会形成很大的压制，社会的活力就不用太指望了。其问题在于时间长了之后，各种人口的繁衍速度不一，户口比例的关系就会出问题，没有了最初设计的对应关系。导致运转几十年后，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后来曾经尝试发行纸币推动市场经济，可还是控制不住乱发纸币的冲动，很快又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彻底没人要。
31、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世界的变化。明朝时欧洲人开始地理大发现，嘉靖年间，西班牙在玻利维亚日本在其西南部都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银矿。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的发展，大明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成为了销往欧洲的顶级奢侈品。日本方向，嘉靖朝仍然坚持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寇肆虐，这些倭寇首先是武装的走私商人，到了嘉靖朝之后，放弃了海禁，倭寇就变成了合法商人，明朝对外的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这样美洲和日本这两大银矿的白银就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3.2、大明的经济一下获得了双重刺激，一是有了远方的市场需求，就能刺激本土经济发展，如同元朝组织起横跨欧亚大陆贸易一样，一是远方的需求还带来大量的贵金属货币，明朝的市场经济一下子被刺激起来了。于是可以看到明朝后期，江南一带的市场经济极为繁荣，民间社会高度发达，自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与全球历史深刻的嵌合在一起。于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经济的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的国运，大明的灭亡也与此有关。
4.1、明清之交时，气候进入一个小冰期，温度突然下降，导致游牧者南下。但大清真正有机会入关之前，并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征服天下，因为相比大明的庞大帝国，关外的大清实在太小了。真正的原因是大明内部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供应出问题了。
4.2、1618-1648年欧洲发生了“三十年战争”，战争的主角之一是西班牙帝国，来自西班牙殖民地美洲的白银都回流到欧洲做军费了，流入中国的大量减少。到了明朝后期，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对银矿进行控制，日本方面流入大明的白银也大幅减少了。这两方面的政治秩序变化，影响了大明的货币供应，明朝末期又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开始萧条，财政严重吃紧。
4.3、北方游牧者入侵，内部民变四起，张献忠李自成也出现了，朝廷不得不征更多的税来应付问题。还有白银短缺了，铜钱数量却没有大的变化，这导致大明内部的铜钱相对白银贬值。老百姓日常经济活动用铜钱，交税却要按白银来核算，老百姓需把更多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各种因素相叠加，大明王朝就加速冲向了悬崖，亡于大清。
5、总之，大明的国运变迁和外部世界的秩序变迁之间，有了深刻的联动关系。这个时代，已经不能再以中国为单位来理解中国历史的，而是必须进入一种世界的视野，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
201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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