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老师比我妈还要大几岁。我妈结了婚，生了我，我已经上学了，而宋老师还没结婚。女人如果年轻，人们会谈论她的感情。但女人上了年纪，人们反而不再谈论她的生活，只是交换眼色，如暗示一个秘密。
也似真有秘密一般，宋老师离群索居。20世纪90年代初，个人分房全仰仗单位。在等候分房的名单上，长长的一列教职工名字，每个家庭都有紧迫的困难。单身的宋老师，被排得遥遥无期。校方照顾她，教学楼上的阁楼空置，允许她先去住。
人人放学都要离校，唯宋老师不用。她在校园里安家，多么稀奇。
学校给每个教室都装了闭路电视。别的老师上课都不太用，但宋老师上课，每隔几周就会用它给我们放英语动画片。12月过圣诞节了，她向学校食堂申请停了一日学生的例行午餐，换成油炸大排和一桶卷心菜番茄汤（罗宋汤）。她给我们讲西餐礼仪：叉子在左，刀具在右，挺直身体，背部离开椅背，双肘不能支在桌面上，喝汤时不能发出声音，勺子要向外侧舀。我们并没有刀叉，但一样努力遵守礼仪，一个个坐得笔直，用不锈钢饭勺在搪瓷饭碗里认真地一勺一勺向外侧舀汤。
英语课上讲到了过生日。教材的插图里，英国父母手持气球，主角男孩头戴尖头小帽，他的姐姐和朋友捧着插有蜡烛的蛋糕为他庆贺。原来英国人是这样过生日的。但生日蛋糕在当年的上海是奢侈品，同学们看着插图，面露羡慕之色。
到了下一节课，宋老师提着一只大纸盒走进教室，一打开，教室里轰然一声：“哇！”原来是个巨大的奶油裱花蛋糕。宋老师笑一笑，重复几句教材里的单词和段落，取出自带的刀叉，小心地把蛋糕分成几十份，班上的同学每人都得了一小块。大家领了蛋糕回各自的座位上吃，单词和课文段落像奶油一样，落进肚里化了。
冬去春来，美丽的班主任红着脸向家长们告假，她刚刚大学毕业，现在要去结婚了。另一位任课老师也在给同事发喜糖，他的儿子结婚了。所有人到了年纪都要成家。整个学校里的成年人都是如此，我的亲属也是如此。除了宋老师。
有一天画完黑板报，我们几个学生在学校里逗留得晚了。洗完手走出厕所，隐隐听到阁楼里有音乐声。大家循声走啊走，走到通往阁楼的楼梯前。你推我，我推你，上了阁楼，扒着门缝看一看，那里面藏着什么？有沙发吗？有锅碗瓢盆吗？和我们家里的一样吗？宋老师会不会睡在课桌椅上，拿黑板当墙？直到背后传来一声咳嗽，大家回头一看，宋老师拿着一本托福教材站在我们身后。
她开了门，放我们进去。大家一拥而入，很快塞满整个房间。这房间不过四五平方米的样子。窗下放着一张单人床，床边是一把椅子，椅子上置着一台收音机，椅子下面有两只热水瓶和一罐三合一的雀巢咖啡。所有陈设，一览无余。宋老师拉开床角的毯子，铺在床沿，示意我们坐在上面。窗户朝东，光线很暗，她开了灯，黄灿灿一只灯泡大放光芒，将陋室镀金。一時间，音乐声中断。宋老师打开录音机，拿出磁带翻面。
她一边拿出磁带，一边问：“来干吗呢？”我们相顾而笑。老师也笑，说：“觉得老师这里好玩？”我们说：“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宋老师愣了一下，问：“我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同学说：“我们放学回家，你家却在这里。”宋老师说：“是啊，你们回家，我家却在这里。”
她按下播放键。磁带转动，音乐声起，一个女声响起：“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有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一样。”我问宋老师这是什么。宋老师说：“这是电影里的台词，是我自己录的，这部电影叫《简·爱》。刚刚的音乐，是电影的主题曲，简·爱是一个外国女教师的名字，她像我一样，没有家庭，也不好看。”
“宋老师，你好看。”同学们说。宋老师说：“谢谢你们。”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说：“不要紧，我如果能去外国就好了。等我到了外国，一切都会好的……”只听得磁带播放的故事似乎又进入下一段。一个男声在急切地呼喊：“简，简，简……”宋老师不出声地听着，我们也听着。直到一个同学想起来什么似的说：“我爸爸还在门房等着接我呢。”我们起身告辞。宋老师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
后来听说宋老师那几年一直在申请出国，但没成功，后来，她申请调离了学校。直到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她还是单身。
在宋老师离校后，有一次新来的英语老师让我帮忙去办公室整理旧书。在书橱里，我翻到一本中英文对照的《简·爱》，花了一个下午，囫囵吞枣地看完中文部分。后来，到了大学读英美文学时，我读到1852年，36岁的夏洛蒂写给友人埃伦的信：
那不时从我心中挤出一声呻吟的不幸，是我的处境——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单身妇女，而且很可能始终是个单身妇女，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孤独的妇女……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绝对必须忍受，而且要默默地忍受，说得越少越好。
记得在中学时，我第一次翻阅那本《简·爱》，内页盖有学校英文教研组的藏书章，是学校的书。但我翻到封底，看到一个小小的签名，是花体英文，“宋”的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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