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贵高原，自黔西南到滇东红土地的这片多民族聚居区，曾经诞生过一个由彝族人建立，以“乌蛮”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它就是自杞国。自杞国建于公元1100年，至公元1260年，为蒙古所灭，存国160年，在历史上与南宋并立，最鼎盛时，自杞国的疆域北至云南曲靖，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到广西红水河一带。自杞国是古代贵州地区的十个地方政权之一，是完全依附于南宋，因重点贸易对象而存在的短期性地方政权，随着南宋版图的缩小乃至消亡，自杞国也随之不复存在。
说到自杞国，不能不提它的重要物产：马。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牲畜之一，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古代关键的运输工具，高效的交通工具和骑兵作战的必要武器，是古代政权存续重要的财富基础和战略资源。但是，马的主要产区在亚欧大陆西北和北美大陆，中国内地并不出产马匹，所以自古以来，中原王朝采购战马的品质和豢养马匹的条件，往往影响着对外战争的成败，和中央政权的存亡。自杞国便在这种特殊的供需关系下成立了。它是一个因马而诞生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在它的身上，也同样体现出了彝乡文明与汉族政权的文化交融历程。
据考古发掘来看，云贵高原是西南马的主要产区。西南马的种群可能是跟随古羌人由北向南，再往东扩散逐渐迁徙而来的。南迁的西北马随着自然选择和人工培育，逐渐适应西南地区环境，形成了体形小巧、身形矮壮、抗逆性强的云南马。他们生活在横断山脉纵向平行的峡谷区，当地地貌复杂，涵盖了寒温热三种气候带，塑造了马匹的灵活度和抗逆性；牧草纤维粗硬，马匹自由采食，形成了它们耐寒、粗饲的特性。云南马肩高110~120厘米，被毛绢美纤细, 身体结构紧凑，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也能长时间奔走，驮运重物。他们性情温顺，吃苦耐劳，群体性强，容易驾驭。大理马、乌蒙马、腾冲马都属于云南马。南方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随处可见云南马的踪迹，宋代以来，滇马不断向省外输出。
自杞国自建国以来，积极与宋朝结好，宋朝也不断从自杞购买良马。由于中原不适合养马，宋朝很早就在邕州（今广西境内）设置了专事采购马的机构，在金军铁骑南下之际，南宋能坚持撑起半壁江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南宋军队配备了产自自杞国的优秀战马。千年以来，马队如织，蹄铃交作，云南马更是联系沿途各地经济与文化的纽带。
在那场惨烈的崖山海战过后，南宋覆亡，随之遭到厄运的，便是为南宋提供后勤保障与物质支持的一众地方政权，其中也包括自杞国。
南宋末年，自杞国末代国王郍句为防备蒙古入侵，在滇东修筑长城。公元1253年，蒙古帝国忽必烈和兀良合台、阿术父子，率十万蒙古大军南征云南，丽江主阿良望风而降，大理国皇帝段兴智被俘投降。在这之后，投降蒙古帝国的丽江、大理协同蒙古东征，进攻自杞国。自杞国军民利用地形条件和当地资源，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勇气，进行了长达6年的抗争。最终，蒙古以损失十万兵马的代价，使自杞国战败灭亡。
《滇南见闻录》曾记载道：“滇中之马善走山路，其力最健，乌蒙者尤佳。体质高大，精神力量分外出色，列于凡马内，不啻鹤立鸡群”。这种托物言志般的评价，正是千百年来古人所崇尚的君子品质的外化。自杞国就像这里的滇马一样，生则骄傲不屈，去则视死如归。让我们记住自杞国这个彝乡小国，他曾经在战火和夹缝中，帮助南宋政权抵抗强大的蒙古帝国，使一方文脉得以尽力留存。人类的历史就是在战争和文明的循环中，艰难地朝前探索，有无数先人和他们的战马一起，在血染的征程里，写下了壮丽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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