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原鼎沸，十室九空。曹操讨伐董卓，有感于东汉末年生灵涂炭，做《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蒿里行》
那个年代，死亡，乃是寻常事。不仅百姓如此，贵族名士的生命也贱如草芥。人在乱世，身不由己，周旋在政治斗争漩涡中，朝不保夕。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到: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曹丕在与旧友书信中，痛惜徐、陈、应、刘等旧友辞世，文中流露出强烈的感伤情绪。而这种感概生命短暂、无常的情绪，似乎在那个时代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人生苦短，死去万事成空。功业与富贵，在生命终结时，化为空虚。生命如此无常，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活着？
经历过生死劫的人，往往对人生有重新的认识。在那个时代，死亡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在人的心间。而身边熟悉的人经常死于非命，也是对生者的一种提醒。如此看来，热爱生命、及时行乐思想出现便不奇怪了。这种及时行乐，并非是消极的放浪形骸，而是对生命的极大尊重。李泽厚在《魏晋风度：人的主题》种将这种心态概括为“自我意识的觉醒”。“我”不为了礼教的束缚而活，“我”也不为了忠君而活，我必须要忠于内心，找到最真实的自己。我翻看那个时代的《古诗十九首》，类似的感伤与豁达，随处可见。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古诗十九首之十三》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古诗十九首之四》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古诗十九首之十四》
七贤就是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他们潜意识里应该受到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他们表面上虽及时行乐，却十分珍惜生活，追求对生命的一种极致体验。我想，这只是他们在竹林中自我放逐的原因之一。
他们才华横溢，却生不逢时。钱穆先生用“思想界无出路”，来总结他们面临的尴尬。东汉末年之乱至曹魏政权、再到司马氏渐渐掌控曹魏政权形成篡夺之势，期间，国家数次易主，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权，而无论是东汉末年的外戚势力、宦官势力，还是曹操家族，还是司马家族，他们主导的政权，在钱穆先生看来，都是“不正义、不光明、不稳定”的，是“腐化黑暗”的化身。
史载阮籍曾凭吊古楚汉战场。在当年刘邦和项羽争夺的战场前，他哀叹：“时无英雄，而竖子成名。”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阮籍发怀古之思，恨不得生在楚汉相争的年代，也像张良、韩信一样，建功立业。阮籍还有一个习惯，在极度无聊苦闷时，随意驾车游荡，走哪儿算哪儿，也不走寻常大路。走到无可走之时，痛哭而返。没人知道他为何哭？钱穆先生所言“无出路”，不正是阮籍的穷途之哭？
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他这种行为。那么就设身处地，试想，自己已经预料到这一生无可作为，人生无常，无路可走，不痛哭何为？
人生最大的绝望不是面前遇到艰难险阻，而是毫无希望。剥夺了人的希望，便是剥夺了人的一切。对于阮籍这样很有能力又有“济世志”的人来说，尤为残忍。
不饮酒何为？但求平安活到死而已。所以，不如饮美酒，纵情歌与啸！
竹林七贤之所以放浪形骸，寄情于酒中，大概有以上两个原因：一方面，死亡的阴影唤起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启发他们放弃虚伪矫饰的儒家礼教，哲学上推崇庄老，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大程度地珍惜有限的光阴，找到真我；一方面，政治的黑暗，让知识分子看不到希望，凶险的政治环境让他们用这种方式暂时远离政治，所谓“邦无道则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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