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职务犯，王英杰的案件相当的简单，受贿六万元，刑期六年。但此案又相当的不简单，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会在我所了解的职务犯中有着与众如此不同的服刑经历，真的让人品出了一番别样的滋味。
一、王英杰的自述
王英杰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老干部，年龄超过了新中国历史两岁，但可以说经历了我们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的变革。他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由于个人的不懈努力，上世纪七十年代由某名牌工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大型国有企业，由一名基层的技术员起步，先后担任过班组长、工段长、科长、车间主任，随后被提拔为厂处级干部，成为该集团公司内部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1981年入党，因在两个双胞胎女儿的婚事中收受某承包商礼金六万元（该承包商因行贿罪另案处理），，其他受贿金额四万元，共计十万元，2005年3月8日被判有期徒刑六年。
二、事实的真像
翻开王英杰的档案，案情真的像他述说的那样，没有多少的波折和出入。而且，做为一名曾经多年的领导干部，王犯的认罪材料可谓自我剖析的十分透彻。他曾经是如此的辉煌过，是那是红极一时的改革急先锋、时代弄潮儿：他在位时领导分厂成了该企业的一个典范，十年内单位年产值翻了两番，由最初的年产值二千八百万元增加到一亿一千多万元，企业扭亏为盈，职工收入明显提高。他率先在企业内部试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对企业实行优化组合。他积极开拓外部市场，使本单位在整个行业小有名气，市场遍布六个省市。他组织全体职工分期分批游览了首都北京的名胜古迹，安排他们到北戴河海滨度夏，而自己除了出差没有参加过任何公费的旅游。他不搞特殊化，不配专车，在提拔干部或为职工调动工作时从没收过一分钱。他领导的企业在历年集团评比中都位居前列，多次受到市政府的表彰。
而他的裂变过程他是如此认为的：正当我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职务的提高、环境的变化、荣誉的增多和权力的扩大，我渐渐有些忘乎所以了。把中央颁布的有关保持党员干部自律的要求当成是对针对下属制定的，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已无需再接受这些所谓的说教，把自己打扮成施教者，把这些条令一遍遍地讲给企业的其他干部。自己却置组织教育、三令五申的警戒于不顾，与一些业务关系户的交往中放松了思想警惕，吃喝不分，称兄道弟，对于他们逢年过节、孩子结婚时送的钱物也逐渐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这和许多贪官污吏的自白一样，即深刻又普通，深刻的是只有这一刻他才会有了切肤之痛的悔悟，普通的是仿佛每个职务犯都是这样总结的自己。
三、王犯入狱后的异常现象
按照世俗的惯例，套用一句武侠电影里的话：王英杰已成了江湖上的千古废人，已然到了退休的年纪，晚节不保的进了监狱，对人对已对社会都无甚大用了，但接下来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他曾经的职工自发的为他捐款一万余元，找了代表来监狱要求来看王英杰，由于规定他没有见到，这名职工失望的有些生气，举了王英杰在位时许多突出事例，一再恳求监狱要考虑到王英杰的“贡献”和“爱厂如家，爱职工如子”的特殊性，要对他“好一点”，此外一些人也悄然地给王英杰在监狱的账户上打了钱，一个月下来，他的账户上居然有了近四万元。
如果说入狱成了王英杰生命中的“残缺”的话，他却做到了“残而不废”，这种结果让人有些费解。可是那位职工代表的话似乎让其中的一些原因浮出了水面，他说道：王英杰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就算是有罪，也是“祸国不殃民”。
词典上祸国殃民的解释是使国家受害，百姓遭殃。那么“祸国不殃民”就成了只让国家受害，不让百姓遭殃，这又算什么理由？是个认识标准还是可以容忍的底线呢？
四、关于祸国不殃民的思考
我一直认为，社会生态学最后会成为一种热门的学科，对它的研究将会为未来政治家和决策者们重要的决策依据之一。我的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在多年前读的那本孟德斯鸠的《性格论》，他在那里分析了所谓的不同地域、环境和文化形成的不同的国民性，那么出现“祸国不殃民”的思想又说明我们的社会生态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关于祸国的思考
祸国的对立面应该是爱国，爱国应该毫无疑问的包括了忠诚。但我想从小我们的这种忠诚就是不太对味的，小的时候被父母带着去医院，收费的人在结算时总会问上一句：“公费还是自费？”当时虽然不懂，出了医院门回望一下，虽然当时识字不多医院的名字却还认识：人民医院。到如今这种经历事情都麻木了，同样安装一部电话，服务基本上一样，单位和个人价钱却不一样，有时甚至相差颇多，诸如此类，“公家”成了大家心安理得公认的“冤大头”，而这样做的带头大哥却是这些有头有脸的单位，而这本身不是鼓励“祸国”有理吗？
就这个问题，有次和一个每天疲于应付公款饭局的朋友谈起，他对我的提法不以为然，随口说道：“有许多华侨连国籍都不要了，都不是中国人了，可他们不也被称作爱国人士吗？”这种根本不值一驳，我们经常把祖国比母亲，一个孩子一边说自己孝顺，一边经常拿母亲的东西，还惦记着母亲存折，却拿在外面成家的孩子说事，真应该是说不过去。
有个老者在电视上曾经说过：不要等我在病床上起不来的时候才想起要尽全力对我好，应该是在平时来看看我，陪我说说话，给我洗洗脚。爱国不也是这样吗？危急关头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抛头颅洒热血固然是种本份，但平素的生活中，不要把祖国当各种理由挨宰的“冤大头”，营造尊重国家的意识，不正是爱国最基本的体现吗？
二、关于殃民的思考
“殃”字的解释遭殃，另外还有无辜者被殃及连累的意思。
我想这点要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是明线，比如说典型的管理，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太多的负面事件和新闻，从强拆到“我爸是李刚”等等不胜枚举，加之中国人特有的“水浒情结”，负面效应的影响往往会放大，而我们官员的素质，管理的模式、监督与被监督的渠道，处罚的力度和方式等方面都不够成熟，产生了问题往往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导致了负面事件积累。而这一切，同我们长久以来只将人看成老百姓而非公民有着必然的联系，不是吗？严格说来老百姓的称谓更具有符号性质，而公民则是受宪法认可和其它法律保护的神圣的人，公民理应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没有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讲别的还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吗？
另一个是暗线，比如我一直搞不懂的电台、电视台，有时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刚刚播完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新闻，就又播出一个根据姓名看命运算婚姻的短信广告，有时会推出来自太空的包治百病的纳米项链，有时又会超诺贝尔医学奖的发布根治糖尿病的良药，更有甚者，让一帮如同打了鸡血的主持人叫卖价格便宜到铜铁玻璃的黄金白银钻石，真让人怀疑，是编导弱智还是根本就拿观众当猴耍?更让人难过的是，做为人民的喉舌，当某个产品假冒伪劣被曝光后，从没有一家肯为自己的“疏忽”道一个小小的歉，舆论权威们尚且如此，群众还会相信谁呢？
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以调笑的态度对待来救自己的人，以不负责任的欺骗寻自己的开心，最后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孟子·告子下》
抬出圣人做个旗，我想说，不尊不爱民而束骗之，亦谓之殃民。
三、对腐败态度的思考
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从来不缺少腐败（清官永远没有贪官多），从前我们只是说不正之风， 但是现在这个词已近被遗忘。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阿Q说过和尚摸得自己为什么摸不得之类的话，有专家说阿Q是国民性的写照，这在腐败里最少是正确的，“妈妈的，老子也姓赵！”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为了自己利益尽其所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遇事找人成了全社会的潜规则，而真正按规矩办事的人，收获最多的是嘲笑和失败。
这源于我们民族不好的一面，也得害于我们制度的缺失。
我们理论专家无懈可击，可许多人毕生只是皓首穷经却不肯俯首甘为。马克思教导我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而我们保护受假冒伪劣商品侵害的消费者时，连罚购买额双倍都含羞掩面。说真的，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却懦于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当理论只是理论的时候，理论还有意义吗？
有个朋友说官员应该公布自身财产，旁边一圈人哂之：天真吧，政府的收支都不公开，何况个人呢？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啊，部门都做不了表率，要求个人是不是强人所难啊。
写到这里，好像收不住了，如果朋友想听，我可以单独写一篇，这篇还是在这里打住吧。
王英杰入狱后，老伴羞愧难当病情加重半年后去世，出殡时候孙女没有人管，从阳台上坠落死死亡。
且不论“祸国不殃民”的正确于否，王英杰内心世界的痛苦应该是常人知道却无法亲身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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