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汉字，竟然难倒了一亿日本人........

大家都知道年号乃是中国首创，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文化核心，在中国形成潮流的文化现象，势必在其余各国盛行。年号亦是其中之一，越南，日本，朝鲜等国也先后使用年号作为纪年法。

但是年号是帝国最高统治者支配时间的表现形式，和中原王朝有着藩属关系的朝鲜，并不被允许使用年号纪年法的。

故朝鲜甫一使用年号，便受到了唐太宗的严厉训斥。这种僭越行为，极度冒犯了中华帝国的权威。

这两个汉字，竟然难倒了一亿日本人........

自此以后，朝鲜奉中华正朔，再也没有自主使用过年号。

更令人称叹的是，在臣属中原王朝的一千多年里，朝鲜已深入骨髓血液的方式，自觉地向中原王朝执臣下之礼。

即便明清鼎革之后，蛮夷入主中原，虽然自诩为华夏正宗，却丝毫没有得到来自朝鲜的诚心归服。而就在汉人已经易服剃发，屈膝异族的时候，朝鲜却依然奉行中华正朔，以小中华自居，沿用崇祯年号，直至消亡。

有人说昭和是世界上使用年号最长的，其次是康熙，第三是乾隆。我看未必，君不见崇祯年号在朝鲜的沿用至二百余年吗。虽是迂阔之谈，但也未尝不无扼腕叹息之处。

这两个汉字，竟然难倒了一亿日本人........

近来日本明仁天皇即将退位，新的天皇也要登基改元了。年号，这个既陌生有熟悉的故物，又浮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扯住了不少人的眼球。

二 日本年号多是来自中国的典籍

日本的年号一般都是从儒家经典里寻找，是要有根有据的，不是突然揪出两个汉字就可以当年号的。

如：明治，出典于《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出典于《易经》第十九卦中的“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出典于《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出典于《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而这一次日本的新年号据说要从日本的典籍里寻找出处。可是日本典籍也多是用汉文写成的，而且越是高级的汉文，其中国文化的底蕴，越是浓厚。并且日本的年号，绝大多数选自唐以前的典籍中。

虽然日本一直都未曾心甘情愿的向中国执臣子礼，但是虚心求教的弟子礼却是十分敦厚的。那么何必要执着于向日本典籍中寻呢。

三 亦步亦趋的日本年号

无论古今日本，对于中国古文化的仰慕之情，世所共见。即便是中日关系交恶之际，其对中国和古中国的情愫，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善用二分法，亦常见他们说古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并非一个国家之类的言论。

无非是要和中国争孰为中华，孰是孔孟之正统罢了。其选用年号，即是出于此理。因为当时东亚只有文明国家，才能使用年号。而日本为了和唐朝处于平等地位，也导入了中国的年号制度。大概和后世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一样，只是时势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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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不明事理的人，也附和这样的观点：叹息什么“唐宋在日本，明清在朝鲜，民国在台湾”。

这两个汉字，竟然难倒了一亿日本人........

想我中华为中华者，就在于不断更新的习俗。因循守旧，只会等来灭亡。

在两千年的年号使用历史上，中国共出现了189个年号，而日本却出现了247个年号。之所以日本有那么多的年号，主因还在于日本天皇喜欢退位罢了。老皇退位，新皇登基，就势必要进行改元。可不要忘了，日本史上可曾出现过四个太上天皇和一个天皇，共同临世的奇象。

而在使用的汉字频率上，中日之间是有区别的。

如中国：元字46次，永字34次，建26次，兴18次，和21次。其重复的年号有：建武，太平各5次，永兴，太和各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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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永字29次，元字27次，天字27次，治字21次，应字20次。而日本没有重复性的年号。

另外，同根同源的中日年号，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特征。

年号的制定和废除并无一定之规，并非一任君主只有一个年号，可以随君主的意志随时更换，其中多是因任期内“天降祥瑞”或者军国重大事变而修改（当然，新帝即位一般都会更换年号）。据说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日本民间就有呼吁改元的声音出现。

年号的创始人——汉武帝就使用过多达11个年号，后来的“换年号狂人”唐高宗、武则天夫妻，分别使用过14个和17个年号。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日本。到15世纪下叶“战国时代”开启之前，日本的年号也是频繁更易，能“存活”10年以上的年号屈指可数。

因大事或“祥瑞”而更改的年号名称，一般都与相应事件紧密相关。以汉武帝为例，比如公元前122年改元“元狩”，就是因为前一年武帝在狩猎中获得一只“一角而足有五蹄”的兽；前110年改元“元封”，是因为当年武帝封禅泰山……诸如此类。

日本的情况与此相同，如708年因有人在武藏国秩父郡（今日本埼玉县黑谷）发现了铜块献给朝廷，改元“和铜”，“神龟”（724-729年）则是因白龟出现以为吉祥而改元等等。

而其他的年号改变，往往名称是出自经传典籍，或者就是取一个吉祥美好的组词。比如著名的“贞观”，就是取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而像武则天所使用的“天授”、“如意”、“延载”等年号含义，更是不言自明。

日本同样遵循这个规律，中国贞观时代之后一百年日本也采用了一样的“贞观”年号，就连织田信长时代的天正年号也出现了和中国“撞车”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年号在字数上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如武则天“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宋太宗“太平兴国”宋真宗“大中祥符”等，都是四字年号；而日本也相应的出现了“天平感宝”、“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天平神护”、“神护景云”这样的四字年号。

而且连续性的有承续性质的年号，亦是日本晚于中国。

明清以来称呼帝王的方式很少再用庙号，而多是以年号的形式称呼帝王。如永乐，成化，崇祯，康熙，乾隆，道光。

日本也是明治，大正，昭和等，并且日本天皇的年号也会成为他们的谥号，所以一般日本媒体报道明仁天皇的时候，多用今上天皇，而不是称其为平成天皇。另外，一般认为起自明治时期的一世一元制度，也同样引自同时期的清朝。

四 选用日本典籍的困难性

安倍晋三在一次采访时表示：此次的年号备选不再仅仅从中国的典籍中征引，同时日本的本土典籍同样也在征引范围之内。

表明新年号的选取很有可能在日本本土古典。

纵观日本截至目前的所有年号，能确定典故的基本全部来自中国古代典籍，而从没有出自过日本本土古典。

不过，从日本古典中选出两个汉字作为年号，却是困难重重。对于原本没有文字的日本，汉字刚刚传入时，主要被用来标记读音。

比如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有名的万叶假名虽然是汉字，但仅是用来表示日语发音的表音文字，汉字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这就不符合“年号选定程序”中必须“有意义”这一要求。

而后来日本汉文水平提高后的古典著作，又有大量内容本就是摘录自中国古籍。日本共同社就引述日本古籍研究者的话报道称，“日本古籍中也有许多由‘汉文’(古汉语)写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来自中国古籍。越是有格调的语言，这样的倾向越强。”

因此，有日本政府内部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从假借字中选取年号实在是有一定的难度”，有分析认为，年号完全撇开中国文化的影响很难，但可能折中同时取自中日两国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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