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代及中世纪的哲学家大半以为人生最高目的在观照，就是我们所说的以看戏人的态度体验事物的真相与真理。
头一个明白的做这个主张的人是柏拉图，在《会饮》那篇融哲学与艺术的对话里，他假托一位女哲人传心灵修养递进的秘诀，那全是一种分期历程的审美教育，一种知解上的冒险长征。心灵开始玩索一朵花，一个美人儿，一种美德，一门学问，一种社会文物制度的殊相的美，逐渐发现万事万物的共相的美。到了最后阶段，表里精粗无不到，就一旦豁然贯通，长征者一霎时的直觉突然看到普涵普盖，无始无终的绝对美～如佛家所谓“真如”或“一真法界”，他就安息在这绝对美的观照里，就没有入这绝对美里而与它合德同流，就借分享它的永恒的生命而达到不朽。这样心灵就算达到它的长征的归宿，一滴水归原到大海。一个灵魂归原到上di，柏拉图的这个思想支配了古代哲学，也支配了中世纪ye稣教的神学。
柏拉图的高足弟子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想校正师说，却终于达到同样的结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至善，而至善就是幸福，幸福是“生活的好，做得好”，它不只是一种道德的状态，而是一种活动。如果只是一种状态，它可以不产生什么好结果，比如说一个人在睡眠中唯其是活动，所以它必见于行为。犹如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夺锦标的不是最美最强悍的人，而是实在参加竞争的选手。从这番话看，亚里士多德是主张人生目的在实际行动，但是在绕了一个大弯子以后到最后终于说幸福是理解的活动，就是取观照的形式的那种活动，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他的理解方面，理解是人类最高的活动，也是最持久、最愉快，最无待外求的活动。上di在假设上是最幸福的，上di的幸福只能表现于知解，不能表现于行动。所以在观照的幸福中，人类几与shen明比肩。说来说去，亚里士多德仍然回到柏拉图的看法，人生的最高目的在看而不在演。
在近代德国哲学中，这看与演的两种人生观也占了很显著的地位。整个的宇宙，自大地山河，以至于草木鸟兽，在唯心派哲学家看，只是吾人知识的创造品。知识了解了一切，同时就已创造了一切。人的行为当然也包含在内，这就无异于说世间一切演出的戏都是在看戏人的一看之中成就的，看的重要可不言而喻。叔本华在这一看之中找到悲惨人生的解脱，据他说人生一切苦恼的源泉就在意志，行动的原动力。意志起于需要或缺乏，一个缺乏填起来了，另一个缺乏就随之而来，所以意志永无满足的时候。yu望的满足只像是扔给乞丐的赈济，让他今天赖以过活，使他的苦可以延长到明天。这意志虽是苦因，却与生俱来，不易消除，唯一的解脱再把它放射为意象，化成看的对象。意志既化成意象，人就可以由受苦的地位移到艺术观照的地位，于是罪nie苦恼变成庄严优美。生命和它的形象于是成为飘忽的幻相，掠过他的眼前，犹如轻梦掠过朝睡中半醒的眼，真实世界由它里面照耀出来，它就不再能蒙蔽他。换句话说，人生苦恼起于演，人生解脱在看。
尼采把叔本华的这个意思发挥成一个更叫具体的形式，他认为人类生来有两种不同的精神，一是日神阿波罗的，一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日神高居奥林波斯峰顶，一切事物借他的光辉而得形象，他凭高静观，世界投影于他的眼帘，如同投影一面镜，他如实吸纳，却恬然不忧愁。酒神则趁生命最繁盛的时节，酣饮高歌狂舞，在不断的生命跳动中忘却生命的本来注定的苦恼。从此可知日神是观照的象征，酒神是行动的象征。
依尼采看，希腊人的最大成就在悲剧，而悲剧就是使酒神的苦痛挣扎投影于日神的慧眼，使灾祸罪孽成为惊心动魄的图画。从希腊悲剧，尼采悟出从形象得解脱的道理。世界如果当作行动的场合，就全是罪nie苦恼，如果当作观照的对象，就成为一件庄严的艺术品。
如果我们比较舒本华、尼采的看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就可看出古希腊人与近代德国人的结论相同，就是人生最高目的在观照。不过着重点略有移动，希腊人是哲学家的观照，而近代德国人的是艺术家的观照。哲学家的观照以真为对象，艺术家的观照以美为对象。不过这也是粗略的区分，观照到了极尽，真也就是美，美也就是真，如诗人济慈所说的，所以柏拉图的心灵精进在最后阶段所见到的绝对美就是他所谓“理式”或“真实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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