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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二)

我的父亲(二)

作者: 老胡头 | 来源:发表于2023-04-12 10:48 被阅读0次

第二部

见苏军司令  遭冷遇

被叛徒出卖  坐监牢

为取得苏联红军的承认和支持,尉达夫带着翻译毕序发,前往苏军驻安东司令部(现铁路分局招待所)会见格列牛希司令(苏军少校营长)。

该司令看过尉达夫从沈阳带回来的由 16军分区开的中文和俄文两封介绍信后,知道来人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团长,态度很友好。

尉达夫也通过翻译,谈了来安东建立武装的打算。

可没想到格列牛希不同意。

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政府有协定,如果让你们在市内公开活动,会引起麻烦,你们可以到离城三十里以外的地方活动。”

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后,尉达夫于第二天又带着翻译到了苏军司令部,继续交涉,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其中的原因除了有国民党与苏军协定约束的因素,也有伪维持会的欺骗、拉拢、腐蚀的原委。

此时,吕其恩、邹大鹏率部已接收了庄河。邹大鹏指示安东地下党,迅速组织工会,建立工人武装,准备暴动,配合我军进驻安东市区。

为统一安东的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9月18日,在半截沟董丰仁家的小楼上,由吕嵩主持,召开了党的会议。这次会议

正式成立了辽东支部,吕嵩任书记,傅守仁任组织委员,王文郁任宣传委员。尉达夫由吕嵩、王文郁介绍,重新入党(因在 1940年10月受迫害来东北近二年脱离党组织)。

并担任军事委员,负责建立武装,组织暴动的任务,并为尉达夫配备一名警卫员马占江和一名通信员孙侠山。

马占江作为回族人,在回民中极有威信,在后来组织回民武装工作中做出很大贡献。

由于政权暂时掌握在“维持会”手中,而我军又未能取得苏联红军的支持,还不便公开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辽东支部转变工作策略,尉达夫等一线领导骨干很快在工人中秘密组织起一些工会,建立一个工人自卫队。

并着手筹建特务4团,同时任命了各营营长。其中第三营长是武术馆赵德真师傅的大徒弟蔚秀芳。

任命他主要想通过其关系从敌伪组织中拉出一部分人和枪支扩充我部队。

此时,社会上一些坏人也乘机四处活动,他们打着八路军的旗号,招兵买马,自封山头。

有一天,孙侠山、李安等人在街上看到三个戴八路军臂章的人在打人、砸妓院,感到很奇怪,便向组织报告。

尉达夫安排武术馆赵师傅派蔚秀芳带人把他们抓起来。经审查得知是社会不务正业的混混冒充我八路军闹事,后经教育释放。

没曾想,事后的第二天,一个在本溪关押、日本投降后释放来到安东的国民党军官张武华,自称八路军营长带人到武术馆去抓尉达夫。

没抓到尉达夫便抓了武术馆的人带回去审讯。

次日上午8点左右,正当尉达夫召集人在七道沟里一王姓人家里准备开会研究暴动问题时。

在敌人引诱下叛变的武术馆蔚秀芳带着张武华和40多名警察把屋子包围,抓捕了尉达夫和警卫员马占江、通信员孙侠山三人,并搜查出一支枪、部分经费和 70 团公章。

随后将三人押送到伪公安局,关进了拘留所。当天晚上,安东党组织重要领导人邹大鹏通过关系把尉达夫一人先解救出来,由王文郁安排尉达夫暂时住进了鸭江大旅社。

第二天一早,辽东支部书记吕嵩来旅社看望尉达夫,送给他一些钱以示加强点营养补补身子。

同时,又额外给尉达夫二十元钱说:他们(指还在关押的孙侠山、马占江二人)在拘留所很苦,你把钱送过去安慰一下,过几天就想法把他们要出来。”

就在警察署院内尉达夫送完钱往回走时,遇到了伪司法科长蒋玫中,蒋把尉达夫叫住,领进了屋里并命人看管

随后说尉是假八路,扰乱社会治安。尉达夫坦然地说我是从沈阳奉命来安东的,并与苏军接洽过,蒋玫中便把格列牛希司令找来对证

不曾想,格列牛希承认尉达夫是八路军的团长,但仍不让尉在安东活动,执意要用飞机送回沈阳。

无奈之下,尉达夫心想,如果坐飞机就没了自由,被送到沈阳,党交给的任务就无法完成。

坐火车就好办了,想到这便对格列牛希说:“我不坐飞机,坐火车走。”格列牛希说:“也可以,你做晚上那趟车离开吧。”说完就走了。

尉达夫本以为可以走了,但将玫中就是不放,仍坚持说等到晚上再送尉达夫上火车。

时间到了下午4点,突然来了四、五个伪警察把尉达夫的鞋带、裤腰带都解开带走,还加上手铐、脚镣,又关进了拘留所。

晚上6点来钟,又把尉达夫押到司法科。此时,尉达夫听他们在里屋商量着要枪毙他。

只听司法科股长姚日恒说:“他是八路的一个团长,咱知道他外面有多少人?

我们都拉家带口的,把他杀了,他们的人找我们算帐怎么办?”

也许真是担心把一个八路军团长给枪毙带来的后果,最终放弃了杀他的念头。

这些人在半夜12点左右,把尉达夫推进一辆囚车押送至东坎子监狱。

伪满东坎子监狱长叫张平辉,原是伪满监狱卫生科长,反动“维持会”成立后当上了监狱长。

为表忠心,他连夜组织人对尉达夫进行严刑拷打,鲜血把尉达夫身穿的小褂都染红了。

就在尉达夫被关监狱第四天晚上11点左右,张平辉安排看守打开他手铐、脚镣,领进了摆了两桌酒席的监狱办公室。

见尉达夫进来,张满脸陪笑,说是给尉达夫压压惊。此时,尉达夫以为是临刑前的上路酒,便大义凛然地说:“要杀就杀,用不着这一套!”

张平辉忙低头解释:“实在对不起,你们部队来了。是不是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你?”。

尉达夫将信将疑,便给青龙区区长关振东打个电话,关区长随后带着董丰仁、金元玉二人,赶着马车来到看守所把尉达夫接出送到八道沟八路军司令部。

事后才得知,驻本溪冀热辽特务2团政治处主任陶守崇和三营指导员张凤翔率部于当晚进驻了八道沟警察学校。

张平辉这些人不知虚实,权衡利害,担心将来共产党追究,便决定赶快释放尉达夫。

就这样,伤痕累累的尉达夫走出监狱回到他热爱的战斗岗位。

招兵扩军  合编三支队

接管监狱  就任大队长

由于尉达夫的突然被捕和其它原因,使当时准备筹建特务4团的计划未能实现。出狱回到岗位后,吕其恩司令员、邹大鹏政委向尉达夫布置新的组织武装任务。

政委邹大鹏对他说:“你不能再做地下工作了,就穿军装吧,公开招兵,扩建人民自治军。”

同时任命他为保安司令部副官处主任。就这样,尉达夫和连奇共同负责在八道沟一带开始招兵扩军。

由于早期地下党的鼓动宣传和工运工作的群众基础,当八路军招兵消息传开后,报名参军的人们成群结队,仅几天时间,就发展起二、三千人的队伍。

其中邢光、丁元君、孙侠山、孙正治等人,还主动组织一些青年集体参军。

尤其是广大回族青年,在马占江的影响与组织下,踊跃报名参军,组成了一个回民大队,马占江任大队长。

这支队伍在后来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10月初,王奎先率胶东东海一团一营来安东。

不久,奉命与保安司令部合编为东满人民自治军第三支队,王奎先任司令,吕其恩兼政委。

连奇遂带一部新兵编入三支队一团,并担任教导员。

当月下旬,伪维持会所属的王光部队300余人编成5个排,分别乘车向市西郊三股流方向驶去。这一情况被我侦察员获悉

随后又传来情报,岫岩、孤山等地的原伪满军警开始向安东市郊方向活动。

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肖华分析了当时的敌情,认为我军必须在敌军尚未全部集结之前消灭王光这支部队。

同时,也让苏军看清敌伪真面目并支持我军接收安东。

在尉达夫等侦察员的配合下,10月28日,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吴瑞林和第三支队司令员王奎先率领两个团对三股流之敌开展围剿。

这场战斗先后不到3个小时即告结束,为后续顺利接收安东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安东地区隐蔽战线首次发挥重要作用的军事胜利。

同年11月2日,我军在苏联红军协助下,解散了伪维持会。

军法处主任孙已泰奉命带军法处侦察队队长尉达夫、政治保卫队队长孙玉敏等政保、侦察部门30余人接管了伪公安局。

当日下午,孙已泰令尉达夫带一名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前去接管已被苏联红军接收的东坎子监狱。

当时安东的伪监察院、法院也都设在东坎子监狱,一同被我军从苏军手中接管。

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坎子监狱后,成立了警卫大队,尉达夫被任命为大队长。

由于当时我方力量不足,对旧职员采用了利用、改造的方针。

作为监狱当时唯一的中共党员和领导,尉达夫把过去的旧职员集中起来。

宣传我党政策,愿意留下的欢迎,不愿干的发给一袋大米、一袋白面和十元钱,放其回家。

经宣传教育大部分职员都留了下来,并同时留用了曾经拷打过尉达夫的监狱长张平辉。

张后来在肃奸反特运动中因国民党地下军的威胁而辞职偷偷地逃跑了。

我党接管初期,对监狱、监察院、法院的科室及人员均未做大的调整,那些旧职员在经不断教育后能够比较好地坚持原职守,为我党建立和巩固安东政权发挥了一定作用。

后来,党组织又派遣于东方、李绍亭等党员来到监狱,成立了以尉达夫为组长的党小组。

随后逐步对监狱机构做了调整,充实了力量,成为人民对敌人专政的重要工具。

1947年安东二次解放后,为支援全国的胜利,我军开始在东北各地征兵。尉达夫受命在安东征兵组建特务团支援南下解放全中国。

他发挥特别能鼓动宣传的特点,经常站在讲台上宣讲党的政策和主张,受此鼓舞的很多热血青年报名入伍。

组建特务团的任务完成了,可身为团长的他,却因那个伪警察的供述材料而没有跟随亲自组建的部队一直南下

以至于多年后,很多当年他送走的战士,甚至,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每每回家探亲,都要亲自看望自己当年的老首长。

还有一位远在兰州工作的将军,每年都给尉达夫寄钱问候,甚至在尉达夫1995年过逝后的多年一直没有中断,直至2009年才停止,可能那位将军也已经离世。

从1945年离开山东到1995在丹东去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尉达夫只在平反后,回过一次山东老家。

回来后家人却发现,一向善于的他却变得沉默起来。

孩子们就问原委,他说:

“很多人听说他回老家了,都去看他。他也问起很多当年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消息,结果大部分都牺牲了。”

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听他提过想回老家的事。

回忆过去胶东抗日和安东地下工作多次为党出生入死的经历,他已把30多年的蒙冤抛在脑后。

不止一次跟孩子们讲:“我能活下来,有老婆孩子的,就是幸福。我受得那点委屈,比起那些死去的战友,真的不算什么。”

                      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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