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电影是常常被人并提的两大艺术样式，二者相似之处大概在于都主司叙事，在人物塑造、环境铺陈，以及最重要的，故事结构上，有很多相互借鉴的地方。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如何去评判一部电影的好坏，我喜欢希区柯克的电影，在寝室放映《惊魂记》，正播到女主角携巨款出逃，室友路过，看到开车的镜头，就顺嘴说了一句：“这摄影也太敷衍了，车根本就没开吧？”而前阵子《美国队长3》热映，网上身边突然涌现出大量漫威迷，我去电影院看了，除了超级英雄大乱斗就什么都没记住。前者似乎输于技术不足，可是艺术这东西，从来都不符合进化论，譬如荷马史诗或者岩洞上原始人的壁画，仍可以深刻感染到今人，可是电影似乎例外，毕竟画面的分辨率太低，是很违观影感受的一件事。后者虽情节不足，可是动作设计与场面调度颇得好评，但一部看完就忘的作品，可以称得上好电影吗？
比较电影语言与文学语言，或许可以为我自己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思路。我想对比的作品是《活着》，作为文学，它是余华的代表作，作为电影，它也是张艺谋的代表作，所以不论是文学还是电影，它都可以说代表了两种艺术语言的较高层次的水准。
我更喜欢文学原著《活着》，因为这部小说比起情节与场面，更为精彩的内容是其哲学意蕴与人生之况味，这种东西，借由原著小说的叙述结构，即由垂垂老矣而孑然一身的福贵口中说出，并间或夹杂听众“我”的感想（我本人相当喜欢这部分），相当具有感染力。如有名的小说结尾这段：“…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这种多重叙述的复杂的结构——多年以后，我回首年轻时候在乡下的生活，想起自己曾经遇到一个老人福贵，福贵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电影完全没有采用，而是选择原原本本的叙述方式，比起活着的背后哲学，它更偏重于活着的眼前呈现。
这种叙述的选择或许正是导演的高明之处，不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之于《动物凶猛》，张艺谋并不想在电影里呈现太多个人的东西，他给这部影片命名为《活着》，是出于他更大的电影野心——他想拍出的是中国人百年生活的缩写与中国底层人民的群像。
于是，比起福贵深情而又豁达的讲述，比起他既酣畅又任情的回忆，导演需要一个切实的叙事线索，而非抓不到的记忆脉络，于是他选择了皮影戏。皮影戏作为福贵做少爷时的玩物，沦落后的营生，充军后的依靠，被俘时的救命稻草，文革期间火葬的过去，充当了电影中的重要物件，伴随主角跌宕起伏的大半生。这也是电影与文学不同之处之一，电影的象征或线索更形象，有唤起观众情绪的直接作用，如《这个杀手不太冷》里昂的绿色小植物，或者《教父》中老教父口袋里的玫瑰花，再或者《美丽人生》主角圭多迎娶新娘时，骑的那匹被涂上绿漆“犹太人”的马。皮影戏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象征着主角历经的种种磨难的同时，也代表了传统文化抑或中华民族本身的命运，从昔日富贵闲人，到战火无所营生，再到传统被颠覆，皮影实际上隐含着整部电影最大的主题：命运的玩偶。
电影比起原著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结尾，不过二者主题相异，这样的处理还是很恰当的。更何况电影的受众更广，总要表现出更多积极的东西，更多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小鸡长大之后就会变成鹅，鹅长大之后就会变成羊，羊长大了就会变成了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改革开放了，社会主义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虽然以前不如意，但毕竟以后会好，这个价值观比起原著阳春白雪的“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显然要容易理解的多，但也不逊其深刻，在福贵和馒头的对话中，蕴含的是中国百年来普罗大众的辛酸沧桑，与继续活下去的“信心”，这个信心也无非是人活着比啥都强那套，跟原著倒也贴切。
这种对主题的改编或许与电影遭禁播的背景有关。在多年以后的一次采访中，早已功成名就的张导回忆往事，他说“我个人在体制面前是渺小的”，可是即便改动了那么多，该片还是以“诋毁社会主义法制，诋毁政党执政能力”被多年禁播。在影视文学课上，老师曾经强调，电影除了是一门艺术，一种工业产品外，还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担负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使命，这是对中国文化管制的一种理解，而非开脱，如美国好莱坞大片的主题永远是爱家庭爱美国，但是对于艺术创作本身而言，这种禁播或束缚，无论从任何角度，都是不利于艺术的，甚至是致命的。
最后说到人物塑造，原著除了福贵的心路历程清晰可见外，其他的都是符号化的人物，而电影则在某种程度上充实了他们的性格。巩俐扮演的家珍除了任劳任怨朴实认命之外，还多了巩俐本身的一丝泼辣，凤霞的扮演者极具感染力的笑容使其悲剧性命运更令人同情，此外还有福贵、有庆等人，电影通过演员对人物的理解与表演，形象化地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的喜乐。一些不太好表现的地方，如二喜在原著中残疾的部位是脖子，在电影中改为瘸腿，一些容易被查水表的地方，如有庆之死从给区长老婆抽血，改编为了开车撞到墙，一场生命的悲剧的必然，变成好没意思的意外，不得不说这种妥协使得电影艺术性大幅下降。
电影版的《活着》，除了将原著的故事与人物加以形象化展示外，还将个人命运的悲歌改编为中国农民在历史红尘中的集体命运，具有史诗的意味。原著那种酣畅而荡气回肠的生命悲剧，被改编为了沧桑历尽后对活着的苦笑。从看不见的哲学到不动声色的生活描写，这种改编符合文学与小说的各自艺术特性。
同一个文本，先看电影再读小说，或许会觉得小说的描写缺乏充实的质感，若是先读小说再看电影，又会觉得电影缺乏言外之意。其实只要充分利用电影和小说各自的手法，都会取得相应的艺术成就，至于说我们更多听到的是某某小说改编成电影糟透了，以至于本能地觉得文学与电影高明，实际上是因果错误了。正是因为小说写得好，人们才会把它改编成电影，至于改编的好坏，那是另一门事情。电影史上极其优秀的电影，有其原著的占很大比例，这就是电影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了。
至于《活着》这部电影，我还是觉得原著更好。原因有二，第一，《活着》的文本不是特别适合改编成电影，比起《指环王》《哈利·波特》那样的作品，它不具备取得视听成功的可能，比起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片，它又不具备很强的故事性。第二，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它受到了颇多限制，这种限制制约了电影的深度，如把有庆的死改为意外，把苍凉的结局差点改成喜剧等。
而《活着》取得成功的方面，恰恰也是跟电影特性有关。它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不加技巧的剪辑，质朴的人物造型，原原本本的生活情景，使得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终于也不亚于原著。
所以究竟怎样的电影才算是好电影呢？至少它的评判标准不能和文学一样，要是电影自己的。电影具有艺术与工业产品的双重属性，那么也要有双重评价标准才对。作为艺术，自然是以电影是否具有艺术水准的角度评价，从它的摄影、场面调度、演员、声音等方方面面，还有最基本的是否讲了一个好故事的角度进行评判。作为艺术，经典的老电影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从工业产品的角度，自然就跟评价一款手机，一瓶香水一样了，它的制作是否精良，销路如何，款式是否时兴，这就够了。从这点来说，美国的超级英雄电影堪称制作精良，销路又好，我不喜欢它们而偏爱恐怖电影，也跟我不喜欢戴尔的笔记本而喜欢联想的一样，只是我不喜欢而已，涉及不到它们的艺术层面。因此，过时的经典老电影就跟10年前最流行的一款诺基亚一样，不是质量不好，也没有任何技术问题，但只能活在用户的心中，却再不能重新拿出来卖。一款制作精良的笔记本堪称艺术，而一部制作精良的商业电影也可以堪称艺术，这么看的话，商业电影也具有成为艺术经典的潜质。
以上就是我对《活着》的电影版与文学版的对比，以及自己对如何评判一部好电影的一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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