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伯（？-714），名洪，以字行，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城区西南）人。其文章典缛，语言清丽沉凝，功力深厚。时司户韦暠善判，司士李亘工书，而彦伯文辞雅美，时人谓之“河东三绝”。晚年好为强涩之体，题材上多闺愁闷思怨、应制侍宴之作。
读书三十载，驰骛周六经。儒衣干时主，忠策献阙廷。
一朝奉休盼，从容厕群英。束身趋建礼，秉笔坐承明。
廨署相填噎，僚吏纷纵横。五日休浣时，屠苏绕玉屏。
橘花覆北沼，桂树交西荣。树栖两鸳鸯，含春向我鸣。
皎洁绮罗艳，便娟丝管清。扰扰天地间，出处各有情。
何必岩石下，枯槁闲此生。
要学以致用——
何必岩石下，枯槁闲此生
徐彦伯认为，读书人学好一身好文艺，就要服务于帝王之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学以致用，读书人就是要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在这首诗中，诗人说：“何必岩石下，枯槁闲此生”，即是此意。
诗人反对隐居山林、消极避世，而主张顺应时代，出世入仕。很显然，诗人的观点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诗人提出这种观点，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诗人生活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武则天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帝，但是，她超强的具有两面性的“政治手腕”，也让那个繁荣的时代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而大兴“文字狱”便对当时的文化发展以及文人自由情怀的表达形成强大的桎梏。因为发表言论或者所作文章与统治者思想不合，加之一些政策执行者一味地揣摩最高统治者的心思而变本加厉，让政策走了样，很多王公卿士因为言语不慎，被酷吏周兴、来俊臣等秘密陷害，轻则流放偏远之地，重则家破人亡。这种情况不得不让一些人思索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为了求得生存，纵是一些位高权重者，也“不能有所裁抑，独谨身谆谆自全”。不过，虽然意识形态如此苛严，但依然有一些文人能够游刃有余，深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徐彦伯就是这样幸运的一位。
徐彦伯早年住在太行山下，以读书为业，七岁的时候便以写文章闻名一时。薛元超安抚河北，上表推荐徐彦伯，后调为永寿县尉、蒲州司兵参军。当时他的同僚韦皓擅长判事断案，李亘工于文翰，徐彦伯文辞雅美，时人称为“河东三绝”。早年迁职方员外郎，进给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徐彦伯、李峤居文士之首。后来又修撰《武后实录》，再次受封；唐中宗到南郊行礼，徐彦伯又上《南郊赋》，以文辞典缛，为世人称道，提拔为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观其一生可谓一帆风顺，直上青云。
面对很多王公卿士祸从口出的事实，他曾经写过一篇《枢机论》告诫当代人，要谨言慎行。他认为，“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济身，亦可以覆身。”言语是人的枢机，否泰荣辱系于言语。这篇时论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徐彦伯的处世之道与成功之钥。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首诗，无疑可以更好地理解诗人的主旨与意图。
读书三十载，驰鹜周六经”，三十年苦学，换来的是对《六经》这些儒家经典的烂熟于心。“儒衣干时主，忠策献阙廷”，这是果。学有所成之后干什么呢？是要“干时主”，靠才能赢得圣主的青睐、赏识；是要“献阙廷”，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诚然，哪个时代都需要视金钱如粪土、待名利如浮云的品德高洁之士，可是，如果人才都隐居起来，都不能为朝廷所用，那么，朝廷还会喜欢这样的人吗？他们在其所处的时代、社会还有市场吗？当然不会。这恐怕是徐彦伯学有所用、游刃官场的经验之谈。
紧接着诗人用十分自豪的口吻，用十四句诗的篇幅来描绘“学而优则仕”的荣光，对“时主”和“阙廷”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养尊处优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因为自己坚持学有所用，为国君、为朝廷效力，一旦得到皇上的赏识，跻身于高官显贵之列。正是“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同时，还可以享受休假生活，在环境幽雅的庭院里赏花散步，吃着山珍海味，听着丝竹管弦，住着奢华的绮帐，甚至连池水中的鸳鸯也羡慕自己奢华的生活，向自己发出了示好的鸣叫。
“扰扰天地间，出处各有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天下之大，本来是无所不包的，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归宿，每个果都会有它的因，这一切都在于个人的把握。这句诗应该是有所指，即扣上了上述介绍的时代背景。当时，很多人因为特立独行，或者言语不当，而遭致祸患。徐彦伯告诫人们，一定不要庸人自扰。“何必岩石下，枯槁闲此生”，身负才智，学而优自当仕，理当为国家效力，为什么非要追求什么所谓的高洁而隐居呢？纵观那些隐居之士，有多少不是穷困落魄一生呢？
诗人描绘的奢华生活，并不足取。但是，诗人表现积极用世的思想却是进步的。另有唐朝诗人崔日知《冬日述怀，奉呈韦祭酒、张左丞、兰台名贤》诗与徐彦伯的观点基本一致。其诗中有“既重万钟乐，宁思二顷田”“愿逐从风叶，飞舞翰林前”之语，与徐彦伯“何必岩石下，枯槁闲此生”之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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