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菲茨杰拉德的名言：“一个人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依然能够正常行事，这是一流智慧的标志”。
对日本这个民族，我一直很好奇。
最近读徐小虎的《日本美术史》，看到一段话很感动，觉得刷新了自己的认知：
日本评论家对李氏朝鲜农家器皿的喜好甚于对中国完美瓷器的雅好，他们会说：“我不在家时，不完美的高丽茶碗似乎在等着我回去，而中国碗则不然，它们不用等任何人。”这种说法反映出人与物互动关系的观念深深浸淫日本人的生活，造成他们“崇拜不完美”（例如，大自然）的习俗。对日本人而言，光滑的中国瓷碗就像伟大的中国画一样，太完美、太壮观，以至于太严谨而“不等任何人”，它们不需要人的同情、爱怜，不需要观者的参与去体视其内在的完美。
这让我想到小王子的玫瑰花，有种一期一会的独特。
同时我也看到，当代美国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萨缪尔·P·亨廷顿把全球文明分成七类，日本是单独的一类，和谁都不一样。
徐小虎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的，她对日本这个如此感性的艺术生脉着迷，进而羡慕她如何能在中国大陆那海啸般庞大的文化冲击之下，不但保护了自己文化生存的余地，还能在这种压力中创造出惊人无比、充满了脆弱敏感和诗意之美、微妙的贵族审美的文化传统。
关于日本人与日本文化，最著名的作品是《菊与刀》，其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也认为，是日本的特殊文化，造就了日本这个民族特殊的精神内核。这个想法，深受日本人的欢迎。
但是不久我便读到截然不同的观点。
比如《日本：生存的艺术》作者戴维·皮林就很不以为然。皮林用历史决定论来解释日本的国民性。日本人事事讲究尊卑有序，就是因为江户时期，手握大权的幕府将军觉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不够，所以处处要强调别人对自己的恭顺。
而江户时期承平太久，武士阶层又是世袭的，连续十几代武士无所事事，又不能经商，很穷，还要讲究，吃不起鱼肉海鲜，只好搞些纳豆紫菜放在小碟子里，生生造出来那些茶道、花道。
其实，说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也是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家福泽谕吉就认为，华夏文明对日本产生了倒退性影响。
福泽谕吉是推动日本整个国家近代化的重要思想家，他全力以赴地办报纸、办学校，对日本思想界和教育界贡献非常大。日元的最高面值是一万日元，在2024年之前，上面印的头像就是福泽谕吉。
1885年，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社论，当时没有标题，后人根据内容补上了标题，叫“脱亚论”，就是日本要脱离亚洲，不能与中朝等亚洲国家为伍，要向西方文明转变。
日本文明的起源是从东亚大陆，特别是中国大陆传过去的。由于最开始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早期和日本有关的文字记载都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上。日本的历史学家在写本国古代史的时候，只能引用《汉书》、《三国志》。直到公元四世纪左右，也就是中国的魏晋时期，日本借用中国的汉字，慢慢开始形成自己的书写文字。
从中国隋唐开始，日本就一直以中国为学习样板，而且在心理上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当南宋被蒙古所灭、满清入主中原的时候，日本不少人还为此悲痛，甚至有人觉得中国已经被蛮夷所征服，中华文化的中心已经转到了日本。
这个心理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所以提出要由他们来建大东亚共荣圈。
东北亚研究学者伊恩·布鲁玛说：其实，日本人之所以说自己的文化恸中国文化截然不同，完全是一种自我防御。正是因为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太大，他们才更需要撇清，为了拱出属于自己的空间，才会刻意夸大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
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造成了日本尴尬和孤立的状态：一方面拼命要脱离亚洲，不愿与中国、朝鲜这样的落后国家为伍；一方面欧美又不承认它属于西方。
直到现在，1956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日本终于加入了联合国。后来，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但是，有人认为日本向联合国支付的会费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居然不是常任理事国，并不合理，所以至今日本仍然在努力争取“入常”。
徐小虎的观点是受她老师的影响，她老师是日本人，我也很认同和欣赏日本艺术的独特性，但是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们要摆脱中国文化的巨大阴影而摆出的倔强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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