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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回顾一下这个故事，依鲁迅所见的版本，讲的是老莱子“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一个老人，为了哄自己的双亲开心，不惜穿花衣，学小孩跌跤啼哭，有什么值得批评呢？据鲁迅说，“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原来鲁迅是从儿童心理科学出发，认为作为一本启蒙读物而言，《二十四孝图》有教孩子伪诈之嫌，因此是应予批评的。
鲁迅的态度让人想起卢梭在《爱弥儿》中也曾批评当时的欧洲启蒙读物——寓言故事，认为会让孩子从中学到很多骗术。这些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他们——尤其比卢梭还晚一百多年的鲁迅——在批评时用的都是现代人的道理。
如果在信奉古人道理的古人看来，别说老莱子“诈跌”不算事，恐怕连“郭巨埋儿”也未必有什么“残忍”可言。说到这里，我想没有哪个观念比“残忍”更能折射出古今道德观念的巨大变迁。《诗经·秦风·黄鸟》据说记录了秦人对于秦穆公以三位贤臣奄息、仲行、【左金右咸】虎为自己殉葬的埋怨，《左传》也就此事批评穆公“死而弃民”，活该没能称霸。（“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史记》还记载了蒙恬之弟蒙毅的说法，认为穆公最后被贴上“穆”（即“缪”，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谥法》解：“名与实爽曰缪。”）这个恶谥，就跟他搞人殉有关，那么他到底让多少人为自己殉葬了呢？据《史记》，是一百七十七人。在现代人看来，真是骇人听闻，当时的人们也已经反感了。但人殉制度并非始自穆公，也并非仅见于秦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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